对思维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再认识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过重要的分析。他们认为,作为人类本来含义的思维乃是抽象思维,这种思维是语言的思维。语言、词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永远离不开这个语言外壳。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我们认为,这是关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相互关系的最中肯的判断。只要稍加思考,我们每个人都不难体会到,任何抽象思维,任何一段思考,如果离开了语言,就将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茫然一片,空空如也。然而,至今依然有人企图证明,离开语言同样能够实现我们的抽象思维。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的那句断语上,进一步研究语言何以能够成为现实的思想,或者语言何以能够使思想成为现实。语言、词与思维和意识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为什么密不可分。     

说“小”

近读古书,读到不少古人关于“小”的言论,颇令人深思。     

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对孙长江先生两篇文章的一些意见

(一)“以太”是纯粹精神性的概念吗? (甲)谭嗣同的“以太”概念的特征(乙)“以太”与“仁”的关系(丙)“以太”与“心力”的关系(二)是主观唯心主义吗?(三)是“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吗?(四)阶级特征是甚么?(五)小结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觉得我们与孙长江先生的争论,具有着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具体分析问题呢,还是采取某种套公式从定义出发之类的简单的办法?下面拟就有关谭氏哲学的几个问题和与孙先生的主要分歧之处,具体说明一下。     

让雷锋精神在校园生根开花

怎样使学雷锋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让雷锋精神在校园生根开花?根据我们在学生思想教育中的经验体会,我认为必须解决两个思想认识问题。 其一,应该解决“影响学习论”。这是影响学雷锋活动深入持久开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模糊认识。这里涉及到怎样学雷锋的问题,就是学事迹还是学精神的问题。我们知道,事迹是精神的     

关于“普遍性的形式”——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本刊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从批评周易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取得了大体上一致的意见,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却还需要继续展开,有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们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讨论:(一)在哲学史研究中,是否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挂到古人名下以外,还有把古代思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一般地说,把古代思想现代化的认识论根源是什么?(二)怎样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本刊上期发表的方克立的文章、本期发表的昭父的文章和冯友兰的《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以孔子的研究为侧,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了讨论。我们欢迎一般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欢迎以孔子或其他哲学家的研究为例来进行讨论的文章。(三)历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期衷尔钜就这个问题对冯友兰提出了批评,冯先生的《对于陈义成同意的问题的一些答复》,也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希望参加讨论的文章,“有的放矢”,结合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互相批评中,要弄清对方的论点,对准“口径”,避免误解对方的意思和不必要的纠缠。     

"日本哲学"的可能性

本文通过对近年在德国出版的有关“日本哲学”的三部专著进行深度评介，思考了如下问题：即使在引入西欧哲学之后的日本近代时期，我们有可能谈论日本的哲学，那么在这之前是否存在谈论“日本哲学”的可能性呢？上述三部专著从什么观点出发使日本思想被当作“哲学”来把握成为可能呢？对于这个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本文从对佛教思想的理解方法这一角度，作了尝试性探讨。     

“正确推理”应该定义为“形式正确的推理”

1992年第6期《逻辑与语言学习》上发表了张力同志的《什么是正确的推理?》的问题求解。提出了“所有形式正确的推理都是正确的推理呢?还是有些形式正确的推理是正确的推理呢?”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前提真实”是不是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应该给“正确推理”下一个狭义的定义(正确推理是形式正确并且前提真实的推理)呢?还是应该给“正确推理”下一个广义的定义(正确推理是形式正确的推理)呢? 我同意《普通逻辑》教学参考书(修订本)的观点:“正确推理”应当理解为形式正确的推理。我赞成“形式正确前提虚假的推理仍然是正确的推理”。有人引用恩格斯的话:“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     

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

首先要声明几点: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用中国语言来表达的思想方式,而从1964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争论问题

一,恩格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劳动创造人”的思想? 长期以来,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根据。因此,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讨论首先从对恩格斯这一思想的不同理解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思想,是从解决人类起源问题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这一论断能够而且已经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这种观点主要反映在以前     

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我担任所长,平时跟同志们很少见面。这次胡伟希同志建议我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很好。上星期北大有一个认识论讨论班,他们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今天我就大致讲讲这个题目。我想分四个小题目来谈一谈。 首先要谈一谈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基本目标或基本要求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认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考察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有一个客观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去研究它。     

《国蓄》作于西汉说质疑

《管子学刊》1990年第二期刊发了叶世昌先生《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拜读后甚感疑惑,现陈述拙见,以求教正。叶文之前,同刊1989年第四期发胡家聪《〈国蓄〉篇的“平籴”思想发微》一文,以“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等六条反映战国情况的内证,论述《国蓄》作于田齐时代。叶文不同意胡文观点,因之提出研究古书著作年代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叶文认为:后人依托前人著书,必要模仿前人口气而使该书反映出前人所处的时代特点,同时也必定留下作伪痕迹而使该书存有反映依托者所处时代特点的东西。因此,“研究古书的著作年代,不是要找出哪些是前人可能使用的字句,而是要力求找出前人不可能使用的字句。只有后者,才是确定古书     

“人化的天”与“天化的人”——中医基本理论建构的虚拟性

关于中医理论特色 ,人们常以“整体观”、“系统论思想”、“功能状态描述”、“模型论”等概之。然与西医学详加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 ,西医学亦有自己的“整体观”和“系统论思想” ,更有对机体详尽的“功能状态描述”和许许多多的“模型”。那么 ,中、西医学理论间还有什么更重要、更本质的差异呢 ?笔者认为 ,中医基本理论建构的虚拟性是其重要特色 ,这与西医基本理论建构的现实性之间的差异 ,也许是我们进行中、西医比较与结合研究时所不应当忽视的。虚拟 ,是人对世界、对象、活动、意义等的人化形式的构建 ,这些人化形式主要是语言、符号…     

斯宾诺莎著作中的辩证法问题

1977年,哲学界纪念了斯宾诺莎逝世(1677年)三百周年。人们是从不同的理论方面来纪念他的。但是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有意义和最为重要的还是这位伟大的荷兰思想家的无神论和辩证法思想。不过,对斯宾诺莎辩证法的解释却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要弄清楚斯宾诺莎哲学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就应先明确某些方法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哲学史上唯物论、唯心论与辩证法、形而上学这两方面的关系不相对称的问题。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多种情况,首先就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不存在任何“中间”形式,尽管有人做过各种尝试,宣布这种“中间”形式的存在。然而在形而上学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     

唯物史观方法论与社会形态演进图式

要科学地把握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具体图式,就必须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近年来,《哲学研究》杂志上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图式是“五阶段”还是“三阶段”的争论,为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然而,笔者以为,有些文章虽然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论述来讨论问题的,但并没有能从完整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和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出发来阐述社会形态更替的具体图式。为此,首先应当完整地复述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理论的真谛,尔后才能科学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把握社会形态更替的具体图式。     

如何理解形而上学

学习和研究西方的形而上学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理解。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 ,理解形而上学则至少要面对三个问题。首先是语言层面上的问题 ,其次是思想层面上的问题 ,最后还有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这三个问题不仅直接与理解形而上学的具体问题相关 ,而且关系到对形而上学的实质的理解。一语言层面的问题最简单最直接地表现为翻译的问题。翻译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术语的翻译 ,说到底还是理解的问题。以“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为例。我国古代就有“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 ,形而上、下的区别一直沿用至今。借用这里的术语 ,人们以“形…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我刊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那次讨论,强调了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这对哲学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近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否定民族哲学与文化的优良传统;只重视思想研究而忽视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探讨;把现代哲学和科技文化的新成果、新理论,都说成是“《周易》早已有之”、“《周易》早已说尽”等等倾向。在如何处理中外哲学文化关系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哲学史与原理、哲学史与现实、哲学史与其他学科等关系问题上,也有值得改进之处。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仍存在不少问题。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求哲学史研究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而哲学史的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先解决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为此,我们开辟“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栏目,希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选择问句中的标点

选择问句是选言判断的一种表现形式。选择问句表现复合判断的特点是二者必居其一。它的语言表达形式一般是:“p呢,还是q呢?”如:“通宝,你是卖茧子呢,还是自家做丝?”(茅盾;《春蚕》) 从语言角度看,选择问句是复句,也是一个句子,所以同单句一样,只能在句末用一个句终标点。可见逻辑思维形式同语言表达的形式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常常发现选择问句的句中使用的却是句终标点。《逻辑与语言学习》84年第一期《两种直接表达判断的问句》就是一例。作者认为“选择问句通常是可以表达选言判断的,其语言形式一般是:“p呢?还是q呢?”接着举例“是继续前进呢?还是向困难低     

礼貌语言种种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盛名,言谈举止讲究礼貌,礼貌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等著作中,就强调“非礼勿言”。非礼勿言”就是讲话要合乎礼仪,不说无礼貌的话。当然我们所提倡的礼貌用语,不同于古代的礼貌语言,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遣词造句都有着截然的差异,但与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一、敬称、谦称、谦词古人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表示自己的谦虚,在行文中常用敬称代替第二人称代词,不直呼“你”,用于敬称的有     

名词解释: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是怎样工作或应该怎样工作。一般来说,研究科学怎样工作就可以当做应该怎样工作的良好指导。这种研究往往被称之为方法论,方法论也可以是相对的,例如历史的方法论。归纳的逻辑或归纳法逻辑,通常只指对作为一种推理模式的归纳方法的研究。严格地说,是否存在任何归纳的推理,乃是科学哲学与逻辑学共同研究的问题。但是科学哲学本身是研究一个全过程的,我们从关于世界的前提出发,利用理性的方法,达到关于世界的结论(这种结论是不能只靠演绎法从那些前提得出来的)。日常的思维也采用这一方法,只不过科学是更有系统和更重视方法罢了,而且也更经常被人们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