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经翻译审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以《药师经》为例北大核心

在我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完成中国化较为彻底、成功的范例之一。佛教中国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读诵、经典和教义的判释与圆教义理的阐发、佛教宗派和山门祖谱的确立等;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佛教义理的心性化、佛教信仰的大众化、普遍化。本文中笔者将以《药师经》的翻译为视角,以探析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从功德会到基金会——佛教慈善组织现代转型问题探析

<正>佛教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作为。"慈善"一词便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使用的。新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佛教逐渐复兴,同时也接续了太虚"人生佛教"的旗帜,积极入世,发挥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大乘精神,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成立慈善功德会,开展慈善活动,服务社会,展现了佛教强大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的佛教慈善功德会纷纷改名或直接命名为"慈善基金会",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名称上     

太虚的伦理思想简论

太虚是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伦理思想,是其"人间佛教"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他看来,佛教有鲜明的伦理特征和丰富的伦理思想;佛教对其他伦理学说的批判,目标在于建设;而和时代、社会、人生最为贴近,最能化导社会、建设社会、救国救世的工具,正是伦理思想。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台湾佛教的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及其反思

在"人间佛教"的引领之下,台湾佛教将宗教的神圣性融入于世俗的生活之中,积极地从事社会关怀与福利事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台湾佛教也因此遇到了许多困境与挑战,首先,佛教的世俗化与神圣性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其次,佛教亟待进行文化的更新以及自身形象和功能的完善;再次,佛教面对着资本操纵和经济资源搏斗的生存困境。这些新的课题,会对大陆的佛教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赵朴初先生的佛教史观

赵朴初先生在《佛教常识答问》等著作中,对佛教史观有一系统明了的阐发:佛教的创立、传播及发展与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质之传统,鉴于现实,“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的趋势,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贯穿于赵朴初先生佛教史观的主题则是人,是思想文化。     

巨赞对太虚思想的实践研究

巨赞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佛教改革家之一。其佛教改革思想继承了太虚佛教革命思想的精神、主旨,及其“人间佛教”思想的内核——大乘菩萨行,并注入了更多现实性因素,可谓太虚佛教革命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实践。它在根本上推动着佛教与人生、时代、社会的融合。     

佛教在美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的含义就是觉者,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人。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其佛教经典是全世界知识宝库中最熠熠发光的明珠。佛教研究的是人生和宇宙的真理,内容涉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佛教不但启迪人们的智慧,还规范人们的行为。佛陀教育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把人们引向善良、诚实、友爱、无私利他的一种     

佛教戏剧的中国化演变

<正>佛教戏剧自印度传入中原地区后，广泛地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断丰富其内涵，逐渐完成了中国化的演变，如今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一佛教戏剧，是指“表演佛教内容、叙述佛教故事并展现人物冲突的一种宗教艺术形式”。（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佛教戏剧起源于古印度，主要沿袭了古典梵剧的体例，以佛教题材为内容，集歌、舞、宾白等表演形式于一体。     

大地震中的宗教关怀——来自"5·12"四川大地震重灾区

本文以佛教为案例,对"5·12"四川大地震重灾区绵阳市北川县、安县等地受灾人群信仰状况采取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自由座谈等社会学实证考察方式进行了调研.调查表明:佛教界闻灾而动,寻声救苦,社会广泛认可和赞赏佛教界在赈灾中的积极作用;佛教在赈灾中所发挥的心理安定、心理救援、生死安顿、生活充实、慈善公益等功能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功不可没;信教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度最高,92.8%的佛教信众认为"信宗教与信党和政府无冲突",佛教信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率是97.3%,高于普通民众;调查表明:正信宗教尤其佛教的适度发展,对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益无害.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在赈灾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从外部看,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的知晓度、认同度及宗教参与救援的必要性认识不够;从内部看,佛教自身存在寺庙引导力薄弱、僧尼老龄化、低素质化,部分寺庙僵滞于农耕社会的民俗信仰型态.必须痛下决心推动佛教向文化型、法治型、慈善型的现代转型.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云南傣族传统法律中佛教因素

云南傣族传统法律受佛教影响是较为全面的,具体体现在:立法上有立法思想、原则、技术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在实体内容上表现在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等方面;在司法上表现在审判的原则、证据的构成、判决形式等,甚至是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等.云南傣族法律在吸收佛教相关内容上与我国西藏地区和中世纪欧洲教会法的差别是较为明显的,因为它是一种非完全受佛教僧侣控制政权组织或非二元对立下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认真分析,它是人类法律与宗教三种基本关系中的一种,即以保持世俗法律为主下有机吸收宗教因素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云南傣族封建法律文明源于外来宗教的影响

少数民族宗教对社会法律影响很大,就南传上座部佛教来说,其深刻影响了云南傣族封建法律的各个方面,使傣族封建法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就其内容、程序,还是其司法制度、操作手法都被抹上一层厚厚的宗教色彩.南传上座部佛教对傣族封建法律的影响是积极的、上进的,致使傣族封建法律文化、乃至傣族社会文化具有较高的文明化程度.     

佛教僧团管理的历史经验 以《敕修百丈清规》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

历史上,佛教僧团管理在凝聚僧众信仰、促进佛教健康传承发展、协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佛教早期,僧伽是比较松散的组织,僧团管理主要依靠佛陀说法、戒律以及师徒的联系来维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最初完全依古印度佛教的戒律,至道安提出《僧尼轨范》,由此开启了中国佛教僧团管理的新篇章。而作为佛教中国化典型体现的禅宗,其僧团管理无疑最具代表性。     

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09年10月28日至30日,由西安大慈恩寺、西安佛教研究中心等机构承办,在古都西安召开了"长安佛教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代表两百多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并在分组会议上宣读了学术论文,规模空前。本次会议以"净心慈恩,盛世长安"为主题,分"义理"、"历史一"、"历史二"、"交往"、"价值"五个小组来研讨长安的佛教文化,充分展现了"长安佛教"在全国各地学者心中的认识,也给西安本地的佛教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点、特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与会代表发言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善巧方便:当代佛教团体在中国城市的发展

基于在北京、昆明两地获得的田野资料,本文对当代佛教在城市中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聚焦于变迁与融合。在变迁方面,佛教在城市形成了新的实践形态,从传统的非聚会型宗教向聚会型宗教发展;聚会地点不局限于寺庙,而是多藏于民居,甚至栖身写字楼;聚会时间也由传统的初一、十五改为每周聚会;甚至有学佛小组创办了类似基督教主日学校的儿童读经班。同时,佛教的传教性格也开始变得积极,佛教精英熟练运用现代传媒工具广结善缘。这些变迁反应了城市的时空环境、现代生活节奏以及宗教竞争对佛教的形塑,同时也折射出佛教本身的柔软身段。与这些变迁相伴而行的,是佛教团体对一些传统的坚守,比如在度人时避免让初学者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我们将此种策略成为"渐进性严格";又比如淡化排他性从而增加佛教与外部社会的融合程度。在变迁与坚守的背后,我们隐约可见一致的行动逻辑,那就是善巧方便,以适当的方式饶益众生。     

关注人类生命健康 弘扬佛医养生思想——21世纪人间佛教建设的方便法门

生命与健康,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主题。人间佛教的建设,不能回避这一主题。大力弘扬佛教思想宝库中蕴涵的有现代价值的医药养生思想,是二十一世纪佛教与现代社会相契合,将佛法图融于社会,服务人生,建设人间佛教的方便法门之一。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唐宋时期民众的佛教神灵信仰——以石刻、造像为中心

大致来说,就信仰群体而言,佛教的中国化既包括在王公贵族、中上层僧侣、知识分子等精英层面的中国化,也包括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上的中国化。相对于精英阶层的佛教中国化,民众的佛教信仰及其修行从一个更加宽广、细腻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繁荣的唐宋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石刻和古代文献为资料,考察唐宋时代民众的神灵信仰,以此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佛教中国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