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峰、退溪“四端”“七情”之辩

朝鲜朝著名学者奇高峰曾就“四端”、“七情”能否分属理气,与李退溪展开辩论。从1558年高峰首见《天命图》,对退溪手订“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提出批评,至1566年李退溪在《与高峰书》中认为二人“始参差而异序,卒烂漫而同归”,论辩历时八载,成为朝鲜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朱子学内部的一场争论,思辨性很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二人都声言自己是对纪儒思想的阐释和继承,而真正坚持朱子正统观点的是奇高峰,李退溪则对朱子性理学做了重大修改。所以论辩过程中高峰文理谨严直壮,话难迭掷;退溪上下迂曲…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从“理动”到“理发”——李退溪的道德哲学方法论

作为朝鲜李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性理学家,李退溪从哲学层面的“理动理尊”推演出伦理层面的“理发”“四端”,把“四端”提高到纯粹性和创源性的高度.对退溪来说理既是道德的基准同时也是原则,更是人超绝的道德能力,而“四端”作为先天而又内在的道德情感,无需外在的牵引,自己便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作为彻底的性理学者,退溪主理的道德哲学方法论不仅保持了性善论的儒学传统,也不同于主气论的情境主义,在伦理倾向上表现为坚定的原则主义,在实践上必然诉诸境界说和“对越上帝”的精神支持.     

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以退溪辨斥为主北大核心CSSCISSCI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著名朱子学者,被称为"朝鲜的朱子"、"东方百世之士"。他是严正而系统地辨斥阳明学的第一个朱子学者,拉开了朝鲜时代阳明学辨斥史的序幕。本文首先分析《传习录论辩》中的"至善"论辩和"知行合一"论辩,检讨李退溪辨斥阳明学的具体内容。然后采用"庄敬本体"和"悦乐本体"的图式,说明李退溪排斥阳明学的原因。退溪认为,根据朱子学,可以实现他所想的为圣之学,故反对阳明违背朱子的格物说而建立"心即理"。尤其是,退溪以庄敬心体反对阳明的悦乐心体以为放荡,"类禅"。这样,阳明学被退溪学激烈批判,在韩国迟迟不振,几乎没有机会给韩国儒学添加悦乐本体的传统。     

韩国儒学史上的“四端七情”论辩——以退溪和栗谷为中心

"四端七情"之辩是在东亚儒学史上著名的理气心性之辩,最能反映韩国性理学特色。自高丽末开始传入韩国的朱子学,至16世纪经由李退溪和李栗谷等人的继承和发扬,在韩国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发展,并形成了以李退溪为宗的岭南学派和以李栗谷为宗的畿湖学派。他们的理论分别代表了韩国性理学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     

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论东亚儒者的《西铭》诠说

杨时与程颐关于《西铭》的讨论在经过“体”与“用”、“理一”与“分殊”两层概念诠释上的演进之后,最终指向了何以在道德普遍性中实现差等这一问题。儒学东传之后,此问题得到了东亚儒者的关注与回应。韩国儒者李退溪把《西铭》视为“求仁”之学,并提出“求仁”的实践必须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差等关系中展开,并由此形成了“亲切求仁”的主张。日本儒者山崎闇斋受容了李退溪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求仁”过程中发挥道德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提出“仁之意思滋味”只能在“亲切处”得以体认的看法。在李退溪和山崎闇斋的这种回应下,东亚儒学之主体性亦随之凝塑。     

从“湖洛之争”看朝鲜儒者的朱子性理学诠释

文章在辨析并说明朱子性理学的内在义理和逻辑的背景下,试图对朝鲜时代几位重要儒家学者的朱子性理学诠释及其著名的"湖洛之争"作一分析和讨论,以期对朱子所谓的"心"及其相关概念、命题的理解与把握提供较新的视角。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退溪学与孔孟儒学

李退溪（湿）是十六世纪朝鲜李朝时代的理学大师,是东方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所创建的"退溪学"是一博大而深途的思想体系。"退溪学"既集朝鲜朱子学研究之大成,也直接吸取和蕴含了孔孟儒学思想的精髓。退溪先生自幼就熟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孔孟儒学对他影响颇深。在《退溪先生文集）｝中,常见"孔颜曾孟"或"孔孟程朱"提法,而孔孟儒学思想也渗透在他的言行思想之中。退溪的政治哲学,就与孔孟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吸取了孔子的"仁"和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竭力推行孔孟儒学的"仁政"和民本思想。首先,退溪从君与民在经济…     

理学"理气"论与后期中医学

理学理气论对后期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理学的启导,后期中医学强调对医理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医学与理学属于不同的两门学科,二者在深层上对理气的理解是不同的.医学所探讨的理是医理、人体生命科学之理,而理学所探讨的理主要是道德之理、社会之理.由于理学的价值立场,在理气观上存在着褒理贬气的倾向;而中医学恰好相反,是重理宝气.在理气关系上,中医学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不分先后论,主理气合一之学.朱子的理本论在认识论上发展为中医学对理的重视.在学理上中医学重理宝气,理气并重,而理学的褒理贬气导出的伦理学上的理欲之辨对中医的养生、发病与治疗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养生与养德的必然联系.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张显光的“理气经纬”思想:韩国性理学的另一种诠释

朱子学(性理学)对理气的理解和对理气关系的不同诠释,标志着中国哲学本体论的观点,更是标志着韩国性理学不同的发展方向。朱子学从高丽末期开始陆续传入韩国以后,经过李退溪、李栗谷等韩国哲学家们的长期论辩,使得中国的朱子学发展成为具有韩国哲学特色的性理学。张显光批判地克服和综合了退溪和栗谷的主理主气说,提出了自己独创的经纬说。他以大家熟知的经纬概念来说明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理气关系,以此对朱子学(性理学)做了不同于前人的诠释。     

李觏非孟动因再探

排辟异端本是孟子在唐宋能够成功升格的重要原因,但鲜被注意的是,李觏曾因排佛而非孟。李觏的非孟言论集中在其《常语》之中,而撰作《常语》之前,李觏对孟子其实颇为推崇,这是因为李觏早年对孟子的理解在于其精于治道和排辟异端。李觏对孟子态度的逆转,应是受到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僧人释契嵩援引孟子以攻击韩愈、甚至进而消解孔子和儒经神圣性的刺激。此外,由于佛学与性命之学的紧密关系,以及孟子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既改变了李觏对孟子的理解,也让一贯排佛且不喜性命之学的李觏逐渐对孟子生出反感。     

朱熹与李退溪理气观异同及意义

本文认为朱熹与李退溪的理气观各具自己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理气观上的个性促成了他们对心性理论全新的创意诠释,从而完善与发展了儒家的性理之学。二子皆是以理为本的理一元论者,在许多命题上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子理气观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对气的作用和地位的理解大不相同,在朱熹,虽然从理本论角度排定理主气从,却非贵理贱气,对理气关系重在“合”;在退溪,气的重要性减弱了许多,更重理气之“分”,表现出主理抑气倾向。这些特征造成了他们对人性本质内涵的理解、规定及阐释方法等方面的差异。     

陆世仪的“理先于气”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在经历了元明以来的"理"的理解方面的"去实体化"的转向以后,理学思想家大都走向了理气一元论。这显然已经偏离了朱子原有的理论形态。陆世仪站在申明朱子之说的立场,坚定地维护朱子理气二元存在论之架构以及理先于气说。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复兴朱子学这一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体认心得。其理先于气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诸儒异说之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