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迷失与寻求——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人学意义研究

叔本华通过确立意志将人从传统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的所谓理想世界中唤醒过来,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和人生。然而,意志的局限性又使人陷入存在的暧昧和自我的分裂、矛盾状态,使人因丧失目的而迷失和寻求自己。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人学意义在于率先提出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促使尼采等现代哲学家继续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索。     

论第三次启蒙的构想及其基本思路

启蒙社会的思想大多会因为时代发展而沦为被批判的对象。发生在农业社会以激活人的精神存在为使命的"权力启蒙",已经成为了工业社会启蒙时期思想家祛魅的靶子;发生在工业社会以人格概念为制度基础、以激活人的物质存在为路径的"法的启蒙",同样留下了"绝对缺陷",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大的"道德黑洞",并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彻底的"风险社会"。张康之先生的《论伦理精神》是新时代、新技术、新实践催生的新思想。根据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治理要求,突破了第一、二次启蒙的思想界域,提出了人的三重存在:物质存在、精神存在和道德存在,将道德存在应用于合作的社会并嵌入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弥补了第二次启蒙的"绝对缺陷"。这是社会治理模式设计的重大思维转变。人的道德存在的提出、理解和应用是第三次启蒙的基础,没有道德存在的第三次启蒙难以可能。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这种不成熟状态,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没有别人的指引就缺少决心和勇气去应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Sapers aude)大胆地运用你自己的悟性!     

老龄化社会的伦理新启蒙

"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觉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最早的伦理启蒙,从孝慈伦理,到"孝"治天下,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理想,其文明精髓是追求人的终极关怀。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难题之一是"超载老龄化",它使原有的家庭-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有机体系面临解构,老龄人难以透过"孝"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达到伦理上的终极回归,因而难以完成伦理型文化背景下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终极伦理关怀。老龄化社会期待孝道伦理的新启蒙,在孝道传统的回归和创新性发展中学会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学会伦理地思考。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自主性与本真性——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一种比较视角

在西方传统中,个人自主性是现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给予个人以自我管理的能力,使他独立于形而上学秩序或在社会等级制中的既定位置,并对这种价值加以道德的权重,是启蒙的人本主义的产物.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启蒙价值

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综合了欧洲文化传统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批判精神和救世情怀这些基本要素, 他试图用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标准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工具来剖析他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 并探索实现理想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途径。这一事业的价值实际上是启蒙。他从现代人的不安全感处境出发, 深刻分析了威权主义、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病理机制, 进而提出了基于人本主义原则的社会改革方案。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对于21世纪人类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自我与启蒙:儒家精神的现代转化

18世纪的欧洲哲人视孔子为启蒙运动的守护神,而20世纪的中国启蒙者则要打倒孔家店。孰是孰非?或者一般而言,儒家与启蒙的关系到底如何?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根据福柯的观点,启蒙则是一种不断追求超越和逾越界限的态度,包括变为不同的自我。在启蒙理念演变的背后,其实是伦理自我转向了审美自我。不同于西方的自我图式,儒家自我带有焦点-区域的特性,且自强不息,可依情境而变。20世纪初,面对国家危机,儒家精神继承者舍身毁家而救国,以特定的启蒙方式谋求民族独立。进入21世纪,面对意义体系重塑的契机,儒家自我应继续启蒙,将一颗活泼泼的仁心,安顿于现代理念和文明秩序之中,实现儒家精神的再次转化。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新解

启蒙的本质是用知识来取代意见,它最终落实为以知识的探寻为根本目的的生活。而启蒙运动的本质则是把启蒙的精神运用于社会改造的过程中,这包括"启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启蒙化"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启蒙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但是贯彻到底的启蒙运动一定会走向自我瓦解的终点,因为启蒙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恰恰必须成为真正的启蒙的第一主题,也就是反思启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现代社会中医患沟通视野下的医学涵义

现代社会派生出许多新生事物,对医学与医疗影响深远。其中,医患沟通作为当今中国医学界高度重视的新概念与新行为,与现代医学模式相吻合,引发出医患双方的共同目标——健康生存,进而推导出现代医学内涵及定义。     

风险社会的伦理意蕴

“风险社会”已是人类可经验到的事实。风险是一个表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它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使一种拓殖未来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在风险社会,风险是永恒存在的,它只具有有限的可控性,对人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风险和责任是内在关联的。风险社会赋予了伦理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加强风险社会的伦理研究,建立风险伦理学,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防范风险。     

人类社会中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多维探源

现代文明社会中酒精、烟草以及非法违禁物质的滥用,使人类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什么人类在经历自然选择后仍没有摆脱物质滥用的顽疾?从成瘾物质的特性以及在生物进化,特别是人类历史中的物质滥用发展过程,来探讨其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原因是很必要的。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

本文从利益调适、人生心态、人生意志、人生消费等多方面论证了加强人生观研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确立利益兼顾、诚信友爱、进取而又平和、身心和谐的人生观。作者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生观可以从中外文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滋养.     

小康社会与城市伦理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种伦理精神来支撑。本文将塑造城市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作为时代进步表征的城市伦理精神是城市精神的核心与灵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和基本价值目标。目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需要高扬八大城市伦理精神;从当代社会变化的实际出发,着力培育与时代进步契合的城市伦理精神的具体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马克思主义有着丰富的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中,可以了解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特征的描述。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一阶段,最根本的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中的内容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深刻理解和把握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论述,将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人本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及其政治、伦理构建

来自于不同学科的对和谐社会的热烈探讨,成为近年来中国学界的一大理论景观.随着认识的深入,对和谐社会构建途径的探讨无疑是最具现实性与价值性的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状态而非社会形态,和谐社会本质上表现为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和谐.依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定内涵和特征,我们认为在和谐社会构建的众多可能途径中,不仅需要公民社会的政治建构和制度保障,更需要相应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伦理和公民道德建构.公民社会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当代社会基本价值理念,并确保全体国民共享和受惠于这些理念,从而为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公民伦理、公民道德作为公民社会的观念形态、精神蕴涵、文化表征与价值确证,揭示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为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价值导引与方法论指导,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坚强的基石和后盾.     

Ethical Calibration for an Intelligent Analysis Society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ata-driven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data is increasingly used to record and influence the behavior of the world and people. Although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dataism behind the dataization of the world has yet to be thoroughly analyzed, the new data analysis socie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n intelligent social form has quietly arrived.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oint of view, the found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a data analysis society is to analyze human behavior by using data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s, but this kind of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is speculative cognition, which may misread and improperly interfere with the agency of observe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et boundaries for possible technological abuse.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data-driven social computing attempts to influence human behavior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human behavior, the value of human behavior itself should be questioned as a problem to be solved. Further, in the face of the potential challenges of machine cognition and engineering thinking to human na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igent society,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n ethical reflection arc that can restrict and correct its abuse.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本文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为背景,深入揭示了这种变化深层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就是：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化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