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与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完全不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的宇宙生态观对于当代人类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启示意义,有助于弥补西方文明所崇尚的科学主义之不足,从而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有机结合.     

文明和宗教视域中的亚洲主义及其省思

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亚洲主义思潮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的总体现象和内在逻辑。不同于作为军事、政治的侵略策略的"大东亚主义",亚洲主义曾经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和"启蒙与救亡"模式相抗衡的"文明论"和"文明国家"的叙事脉络,融合吸收了儒、释、道等东方传统的"虚静""空性"精神,试图逆反"文明/野蛮"的价值判断。本文认为,必须深入剖析部分亚洲主义者在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之间的关联,特别是通过章太炎等"亚洲和亲会"的宗旨、京都学派的"绝对无哲学",官崎滔天等人的"亚洲—中国革命"思路,以及周作人、三岛由纪夫、胡兰成等人在宗教、文明和国家之间设置的"亚洲主义转喻链",才能回答以"东方文明自身的现代选择"为旗帜的"亚洲主义"思想,如何会被"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吸收乃至利用的问题。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论儒家伦理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作用

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儒家伦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儒家伦理中所蕴涵的群体主义、和平主义、仁爱主义等人类共生主义的道德理想,是人类谋求共同生存与发展、和谐与进取、完善和提高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和文化的突出贡献.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韩国宗教对话运动的历史考察

对宗教多元主义的经验认识─—韩国宗教对话运动的历史考察［韩］尹以钦一、何为宗教多元主义？人们把宗教多元主义理解为理念或思想概念。这是普遍性倾向。这种倾向主要由宗教多元主义概念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因素所致。其一是“主义”这一用语所具有的观念内容；其二是把“...     

论建设制度文明

在考察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中，我们通常注重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而对于制度文明则往往被忽视。其实，制度文明也是评价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一把标尺。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有密切的联系，今天，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制度文明的建设，应该把制度文明放在突出的地位。一、制度文明是建设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文明是一种文明系统或文明群。这种文明系统呈现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四维并进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系统中，第一层面是物质文明，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界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人类文明审美化道路之寓言 --以《神话研究》中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为例的述评

在布鲁门贝格看来,神话创作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一个充分条件。它的充分性体现于它出于文化目的论的内在要求——征服现实绝对主义。这是神话创作性的合法性。惟其充分性而非必要性,对文明的书写只能是一种审美神话的寓言。这是神话创作的非法性。因此,审美神话的寓言式书写困境承诺斯替主义二元论而来,在西方审美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创作中见出。在通盘重构西方审美思想史之后,布氏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审美神话之后的解释学问题。     

“千禧年”与“千禧年主义”

在教会的神学史上，“千禧年”又谓“千年王国”，或“千福年”，此三个词都是意译于外文的Millenium，是一个神学名词。“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又叫“千年国说”、“千禧年论”、“锡利亚主义”（Chiliasm，希腊文的“千禧年主义”）。这是在“千禧年”意思的基础上，于教会初期，发展出来的一种末世论思想。但无论是“千禧年”还是“千禧年主义”都与犹太教的启示文学和基督宗教的圣经中的“默示录”有关。 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历程就是不断地朝向天主对他们所预许的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天下太平和天下归顺的理想王国。…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化合?——从钱穆礼教论省察亨廷顿命题的困境与出路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透过礼教论，钱穆极富创见地为甄辨中西宗教树立了新的坐标体系，即是否与人类群体的人文大道合为一体。对应文明形态的一体论与两体论，礼教是前者典型，既能涵化外来宗教，同时形成了政教与政学的一体二维。中华文明以一统和合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相互维制，推重礼治，不同于西方以多统斗争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分离而尚法治。无视这个文明异同，现代西方国家树立文明霸权、非西方世界追求“西化”、进而与西方冲突，这是西方普世主义推演出的三重悲剧性前景，亨廷顿命题仍未突破此困境。中国广土众民、绵延数千载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开示了超大规模群体聚合的实践智慧，是礼教论优越于冲突论的历史张本。钱穆强调现代中国应该在立国政教、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继承并开拓自己的文明道路，在东亚地区担负起主导责任，引入进取协和的文明化合机制，逐步为人类大群提供促进现世和平发展的公共品。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恺...     

关于情绪的生理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早期争论——詹姆斯和斯通普夫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当代的情绪研究主要分为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生理主义)两个阵营。认知主义认为，某种形式的认知(如判断或信念)就是情绪本身，或者是情绪的本质性要素。而生理主义认为，情绪是特定的生理活动或行为本身，或对这些活动与行为的感觉；情绪可以独立于甚至先于认知发生。当代理论家普遍认识到詹姆斯是生理主义的理论先驱，而当代认知主义正是在对詹姆斯理论的批评中不断成长。鲜有研究者看到，尽管斯通普夫通常被归于现象学一脉，但他与詹姆斯有着密切交往，而且早就直接回应过詹姆斯，并发展出认知主义情绪理论。斯通普夫认为，情绪是意向性地朝向被判断的事态的被动感觉状态。我们可以在当代认知主义和生理主义的框架内考量斯通普夫与詹姆斯的争论，这将对我们有深刻启发。从方法论上，情绪研究应该重视概念分析与经验研究的反思平衡；从实质上，根据对情绪中的认知和其他成分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主义和反认知主义，而斯通普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     

同情的进步——亚当·斯密道德哲学中的文明问题

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和道德情感的社会生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持有一种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在斯密那里,跨文化的比较始终是可能的,因为自然合宜性构成了我们评判某一习俗的客观的、外在的尺度。文明与野蛮的差别在斯密那里并不是中性的,文明社会与野蛮民族在生活条件上的差别本身就具有重要的道德后果,而且文明的进程在道德上体现为人的同情能力的进步。斯密借助“文明”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关于人性完满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得以对18世纪欧洲社会本身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     

诗意的栖居需要摒弃物质主义——钱穆伦理观念的生态解读

自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地球环境不断恶化。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大面积减少等生态问题不断地挑战人类的生存底线。导致这些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文明所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活方式。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提出:"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存方式,超越物质主义,不以"难得之物"为贵,从而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试图汲取"东方智慧"来解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与心灵问题。钱穆先生作为国学学术之高峰,乃集"东方智慧"之大成者,其一生学术之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产生自信。钱穆先生所著书中所包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规范,是抨击物质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之路上的一盏思想明灯。     

对于上古文明的新阐释——评介《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对于上古文明的新阐释——评介《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薛蕙若夏、商、西周三代是我国历史步入文明时代的初始阶段。研究这一早期文明的特点，对于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与前辈史家侧重于研究三代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思路不同，晁...     

生态主义实践与后马克思主义方法

作为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主流,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反现代性的政治思潮与实践。以E.拉克劳与C.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激进多元民主理论、生态主义政治立场、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为生态主义实践的深入扩展提供了方法。一生态主义实践生态主义可以追溯到绿色和平运动在西方的兴起。生态主义深受卢梭和尼采等人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及发展方向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生态主义被定义为在生态学中建立和嵌入(embed…     

"生产主义批判"的历史和逻辑

马克思给予物质生产以历史基础地位,却对生产主义予以严厉的批判。这一理论取向为历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显性话语,因而成为我们判断一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有无学脉关系的根本论题之一。生产主义批判,包括“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两个方面。生产主义社会批判又经过了狭义生产主义批判和广义生产主义批判两个阶段。一狭义生产主义批判“生产主义社会”批判首先是对“生产—消费社会”型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批判。在这种体制中,生产是社会的支配原则,在生产…     

“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

"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从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价值"是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总的发展空间,并在整体上决定了"中国价值"的建设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价值"又会作用和影响"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会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直会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     

历史虚无主义的三重动因

用理性来衡量一切的启蒙主义本来就蕴含着一种否定或贬低以往历史的虚无主义冲动,启蒙主义史学进入中国曾带来否定和贬低中国历史的效果。作为启蒙主义史学反动的历史主义,特别是其极端化,也会塑造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后果。对历史的过度简单化和娱乐化,更可能遮蔽和否定本真的历史。约束、革除这三种衍生历史虚无主义的动因,防止虚无化本国历史和虚无化现代文明史的极端倾向,弘扬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性和吸收性特质,是问题的关键。     

物理主义的新形式——伴随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

物理主义的新形式——伴随物理主义和构成物理主义唐热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１００７３２）简单地说；心的哲学中的物理主义（ｐｈｙｉｓｉｃａｌｉｓｍ）就是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存在和特性都是物理的存在和特性。物理主义观点自出现于５０年代初以来，经历了十分复杂的...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