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之怒不可无

每每翻开《格言集》之类的书,几乎本本都有中外名人谈“制怒”的语录,且都千篇一律地讲发怒怎么怎么不好,规劝世人要注意“修养”,要“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要下决心克服易怒这个“恶劣天性”等等。 确实,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大发雷霆,甚至丧失理智做出蠢事,确实于人、于己、于事都有害,是很要不得的。但遇事不加分析,一味讲“制怒”和“容忍”,也大失偏颇。宋代学者黎靖德说得很辩     

“合二而一”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侧面吗?——再谈“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

姚永抗同志在他的《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一文中,(見《光明日报》1964年6月12日)针对我的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辯证法》,提出要全面理解“一分为二”。在姚永抗同志看来,艾恒武、林青山同志的观点不够全面,而項晴同志的文章更不全面。姚永抗同志在以不要完全否定“合二而一”命题为借口,提出了他的所謂“全面”的理解。姚永抗同志认为,“企图用‘合二而一’来代替或补充‘一分为二’的做法,是对‘一分为二’片面理解的表现”(指艾恒武、林青山二同志的观点),但“以‘不是辯证法’来籠統地加以否定也是不对的”。姚永抗同志的“全面”理解认为,“‘合二而一’也可以理解为矛盾的同一性的一个侧面——对立統一规律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因此,‘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能說是根本对立或‘针锋相对’的。如果有对立,也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对立,艾林二位提出‘合二而一’的思想不能被当作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而只是对‘一分为二’作了片面的理解”。     

人名与“们”的连用

人名,在语言学里是专有名词;在逻辑学里是单独概念。“们”是通常附在指人的普通名词或人称代词后表示多数的,如“同志们”。人名之后能否加“何”呢?表示单一对象的概念与表示多数意义的“们”连用,算不算自相矛盾呢? 有些同志明确地说:“表示人的专有名词,如‘毛泽东’‘鲁迅’,不能在后边加‘们’,因为它们所表示的对象是唯一的。”人名果真不能与“们”连用吗?下面让我们先看几个实例。     

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阶级表现——再与主张“两种革命论”的同志商榷

“两种革命论”是蔡美彪等同志关于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只是封建制度范围内的战斗这一整套观点的立足点。吉敦谕同志对这个基本论点作了进一步发挥,并争辩说,他们“正是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否定了主观唯心论”,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于是,他指责不同意“两种革命论”的同志:“惟其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单凭自己的主观意识,运用曲解的命题对一方展开缺乏根据的批评。”在他看来,又有一些人“冒然轻信一家对另一家的批评,按照他们所提出的命题,撰写批评文章”,因此,“实难公允”,“是不足取效的”。我们在反复研读了“两种革命论”的内     

“现实的人”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人”是否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有些同志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有些同志则强调不能笼统地这样提,因为从“现实的人”出发,还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这是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的标志。山东大学哲学系王复三在《唯物史观和现实的人》的来稿中则认为,即使“现实的人”,也不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作者指出:     

怎样理解“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

項晴同志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对艾恒武、林青山二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提出了批評,认为后者文章的基本思想是值得商榷的,把“合二而一”看作不是辩证法。我讀了之后,对比了两篇文章,觉得項晴同志的文章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不能否认客观事物的“合二而一”項晴同志认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正确的。但是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只承认一分为二,不承认合二而一,我觉得这是不全面的。誠然,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否认矛盾,把任何事物看作死板一块的观点,而     

“劳改释放犯”析

书报杂志上曾经出现过“劳改释放犯”这样的称呼。有同志认为这是说不通的,和党的政策不相符;也有人认为这样说谁都能理解,没有什么不对。究竟能不能这样说呢?只要用有关的逻辑知识分析一下,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劳改释放犯”是个偏正词组,中心词是“犯(人)”,“劳改释放”则是定语。偏正词组所表示的概念有个特点,即它总是从属于中心词所表示的那个概念,这是它的本质;此外它还具有定语(或状语)所表示的特点,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这个偏正词组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例如,“红的花”是一个偏正词组,按以上的分析,可知:红的花也是花,红的花是红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     

从“吗”和“呢”的用法谈到问句的疑问点

有些教师教学生辨别“吗”和“呢”,采取了这样的说法:凡是能用点头或摇头的方式来回答的问句,末了可以用“吗”,不能用“呢”;凡是不能用点头或摇头的方式回答的问句,末了可以用“呢”,不能用“吗”。这个方法简单明了,学生容易掌握,可是不作补充说明,就会出现问题。有些问句要求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末了只能用“呢”,不能用“吗”,然而“是”或“不是”常常可以用点头或摇头来表示,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况且,点头或摇头也可能使人误解。比如有人问:“他不答应?”     

高尔斯基的“扩充三段论”

自从高尔斯基宣扬错误的“扩充三段论”以来(见高尔斯基著《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原本苏联1958年出版),有些同志也常常谈论高氏的“扩充三段论”。三段论不是不可以扩充,但不能象高氏那样扩充。不符合三段论规则的有效三段论是不存在的。高氏说得很清楚,“扩充三段论”的出发点是肯定命题的谓项也可以周延。理解传统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我国仍提倡“扩充三段论”的同志往往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完全符合逻辑

向容宪同志听了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科学与生活》的一篇报道,惊奇于植物也能象人一样有“情”,并且发觉了“人们竟没有发觉”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被广泛流传和运用的俗语,从问世时起就是不能成立的。”(见《逻辑与语言学习》1983年第5期向容宪文《从“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看逻辑与语言的冲突》) 植物是否也能象人一样有情,这是属于生物学领域的问题,我们不去涉及。但     

“蓝”不是蓝色——小议引用必须准确

引用是修辞常用的一种手法。写作时引用前人或今人的那些有着真知灼见或者生动地写景抒情的语句,可以使文章增色,能论证更具有说服力量,有时还能起到给人以遐思和引起联想的修辞效果。但如果引用不当,特别在引用古诗文时,对所引语句在原作中的含义不甚了了,望文生义,不注意原话使用的语境,这样的引用适足以产生相反的效果。譬如,在引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成语时,有的同志误将“蓝”当作蓝色,     

从“打开月票”说起

在北京,不论是乘电车还是坐汽车,每到一站,都会听到售票员同志说:“下车的同志们!请打开月票下车。”于是“打开月票”成为北京人乘车生涯的一句“熟语”。“打开月票”从语法上看是一个动宾词组。但“打开”这个动词和“月票”这个宾语是不配的。因为人们常用的月票,只是一个“单页”,即使再套上一层塑料皮,也仍是一个“单页”。无论如何不存在“打开”“不打开”的问题。如果“月票”放在钱夹中或装在衣兜内,那也是“拿山来”、“掏出来”的问题,不存在     

“想当然”亦结苦果

世上许多事情,是不能“想当然”的。如果“想当然”地去对待,难免被知识所嘲弄。相传公元70年, 罗马帝国统帅狄杜,“想当然”地认为水能淹死人,便下令把一批俘虏抛入死海(著名大咸水湖,位于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的西亚裂谷中)。可是俘虏个个都浮而不     

“了”能决定“没有”的词性吗?——兼谈“没有”一词的用法

读了马宁同志《“没有六十”和“没有六十了”》一文(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84年第3期25页),觉得该文夸大了“了”在区分“没有”一词词性时作用。“没有”一词确有动词、副词两个词性。语法上管它叫兼类词。但靠“了”这个虚词,是不能分开特定语言环境下“没有”的词性的。再说例中“A:有六十了吧?B:没有六十了,我都六十四了。”其中的“没有六十了”本来是是句不通顺、不规范的语句,怎能拿出作例证来区分“没有”的词性呢? 请看下面例句: A:今天下午植树,领导要求你班出六十个人。B:今天星期天,同志们都回家     

“仁”·与·“讱”

众所周知,“仁”是古代儒家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春秋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管仲、子产、晏婴等,孔子都只肯定他们各自的长处,而不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仁”的境界。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司马牛向孔子请教“仁”的含义,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谨慎,不轻率地发议论。这样看来,似乎“仁”的含义又极其寻常了。所以连司马牛也奇怪地追问道:“其言也訒,斯谓之仁矣乎?”孔子回答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意思是有仁德的人说话时首先考虑到实践,考虑到实践就必须认真,不能敷衍凑合,这样,他说话怎么会不谨慎呢!     

“厚俸养廉”质疑--与舒展同志商榷

读了今年第2期新观察刊载的《且说“厚俸养廉”》一文,有些疑义,提出来与该文作者舒展同志商榷。我也还记得舒展同志说的“两年前的一场令某些理论家不愉快的争论”,舒展同志推崇“厚俸养廉”的命题大概同于浩成同志推崇“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命题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我以为“厚俸养廉”(或“衣食足而知荣辱”)或许有某种唯物论的因素,却不是辩证唯物论,更不是历史唯物论。     

“和”“或”的用法与判断的恰当性

今年7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条新闻,多处涉及到“和”与“或”的用法问題。现摘录如下: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七月十五日发出通知,规定商品使用未注册商标必须在商品上和包装上标明企业名称或地址。据反映,最近某些商品使用未注册商标不标明企业名称或地址,发生问题无法查找,消费者对此意见很大。为便于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保护消费者利益……对使用未注册商标不标明企业名称或地址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规定,自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凡使用未注明商标不标明企业名称和地址的商品,不得在市场上销售。”这里在“企业名称”与“地址”之间几处使用“和”与“或”,显然有不当之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违法性是“法轮功”组织的基本特征

随着“法轮功”组织侵权害人,扰乱社会秩序的种种非法活动及其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事实被揭露,“法轮功”组织的违法性本质越来越清楚地被人们所认识。“法轮功”组织不仅有着极大的欺骗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法轮功”组织的产生、存在是非法的,而随着“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被依法取缔,李洪志操纵和从事的一系列活动更是严重地违反了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其中李洪志及其少数“法轮功”组织的骨干分子的某些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具备了犯罪的特征。可以说,违法性就是“法轮功”组织的基本特征…     

论“自然剃刀”

直觉地看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 ,我们的行为应该有利于或无害于生态系统。然而 ,这个原则却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都存在着困难 ,首先 ,我们无法在原则上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否有利或无害于生态系统 ,其次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态学知识可以充分地推出这个积极的原则。因此 ,“自然剃刀”的消极原则是 :如无必要 ,不应该增加对生态系统的人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