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运动及佛教界的回应

晚清之际，全国掀起了“庙产兴学”运动，特别是在1930年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面对这种运动，佛教界也及时做出了回应，被动地去寻求各种保护，并向政府呐喊、吁请。与此同时，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对自身的不足与缺陷加以反思，进而大声激呼佛教的改革，最终催发了近代佛教的萌芽。     

略论晚清佛教式微诸因

由于受历代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影响,晚清（1840—1911）统治者继续奉行自由放任的佛教政策;再加上佛教无论是在义学的研究、僧才的培养还是在丛林建设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致使佛教的处境已十分困顿。晚清社会的不安定及战乱的频仍更是雪上加霜,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的传播和庙产兴学运动的兴起等现实的原因,传统佛教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佛教研究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还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研究者、“人间佛教”的践行者。在中国近代佛教研究史上,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巴县档案》看清末“庙产兴学”与佛教团体的反应

庙产兴学运动是近代影响佛教发展的重要社会运动。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选取巴县在清末执行庙产兴学政策为考察对象,对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诸多面相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从具体个案中分析、了解地方官员、寺僧及庙会首事的态度,以达到了解此一运动运行的实态之目的。     

寄禅法师与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

晚清时期是一个多灾多难、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受历史大环境的影响,佛教也同时经历着近现代化的改造过程。由于历史遗留的积弊,加上现实因素的压迫,近代中国佛教真可谓内忧外     

近代佛教研究的深化之作——读学愚《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

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和烧杀淫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铭刻下最为沉痛的一页，也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亿万人的浴血抗战中，偶尔会闪现出几缕袈裟影，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中华儿女的重要成员——中国僧侣，也加入到了可歌可泣的民族战争中。研究近代中国佛教的著作多矣，但大都将“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     

爱国爱教六十年与时俱进谱新篇——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百余年．受西学东渐和庙产兴学的刺激．中国佛教由极端的衰弱萌生了复兴的势头。不仅教内高僧大德辈出，而且许多社会精英纷纷从中国化了的佛教中寻找思想武器来抵御西学东渐带来的冲击．从而促成了佛教在变革中复兴．如佛教团体的纷纷建立、各类佛学院的创办、近百种佛教报刊的发行，各种佛教学术、文化研究热的出现等等，     

近代佛教女众教育思想

佛教女众教育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本文试从近代女众教育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展示民国佛教女众教育之大观。其中,太虚大师和张圣慧居士的优婆夷教育思想是民国时期女众教育思想的代表,反映了近代以来女众教育思想中蕴含的新的发展因素。基于此,可以对女众教育的意义和不足进行深刻反思,亦能对十年前关于女众教育的学术争论进行再认识。     

论杨仁山居士对振兴晚清中国佛教的贡献

<正>从汉至清,中国佛教一路跌跌撞撞、兴衰起伏。到了晚清,又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低谷期。于大的环境来讲,列强环伺,国势颓危,朝野抱守“老大中国”思维定势闭关锁国,被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才发现,原来天朝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已落后于世界。国运如此,佛教也气息奄奄：嘉道以来,太平天国运动对佛教冲击甚重,恢复元气尚需时日;作为“兴学振国”的措施之一,“庙产兴学”成为一时风气,     

复兴近代佛教之先行者——杨仁山居士佛学思想研究

清末杨仁山居士,以其创办金陵刻经处的弘法利生事业而闻名于世．他的精印佛经、广为流通及创办“祗洹精舍”培育佛教人才的事业．为推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杨仁山因之被尊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先行者和振兴者。关于杨仁山居士的研究,     

近代佛教的女众教育实践

佛教女众教育是佛教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许多佛教团体和佛学院都附设了女子莲社、女众学院,吸纳她们为会员、学员。佛教女众被赋予了受教育的机会,女众教育取得了卓然的成效,从表面看来,比较乐观。但同时也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尚有很多不足之处,令人堪忧,似乎仅有量的增加,而缺乏质的变迁,女众教育的效果差强人意。本文试从近代女众教育实践和实际成果两个方面,展示民国佛教女众教育之真实状况并进行反思。     

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研究

佛教东传,在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土固有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范式转换。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之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推进     

中国近代佛教入世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佛教的重要特点.就具体途径而言,投身民族救亡、对治近代社会弊端、重建传统道德价值、关注人生问题、拯救百姓疾苦等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入世途径.分析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历程,而且对透视当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近代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学审视

关于佛教中国化的思考与探讨,已经成为政界、学界和教界的共同热门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佛教在中国2000多年的演变,就是不断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动态化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表现为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切合,又表现为佛教的组织形式及社会活动方式的显著变化。     

太虚大师与祗洹精舍

1898年“戊戌变法”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议为推进初等教育,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将全国佛教寺院与道观的大部分改为学堂。此即著名的“庙产兴学”运动。“庙产兴学”的政策,对外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力,以图挽回江河日下的政局;对内是为了调和新旧思想,改造旧有的教育体系,     

试析民国初年(1912-1915)的佛教保护政策

1912年3月至1915年12月的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后的第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政权。虽然它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但保护佛教的力度却很大。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北京政府就颁布了数十个保护佛教的命令、法规和批示,最终形成了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律——《管理寺院条例》。那么,北京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佛教呢?长期     

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僧教育会

近代中国佛教史,展现了一幅斑斓多采的图卷。已经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逼迫着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佛教界自身要做努力的转换。回顾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历程,中国佛教界在近现代的转型中,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做出了建立佛教组织,进一步加强团结;兴办现代僧教育,努力培养人才等续佛慧命的大     

时代缘起与佛教建设——学诚法师与北大佛学研究生班学员问答录

200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2007级佛学研究生班僧俗学员30余人参访北京龙泉寺,并与学诚法师座谈,重点探讨在当前时代缘起条件下,如何建设佛教、如何弘扬佛法的问题。现将座谈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试论杨仁山与近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

正一、引言清末之时,国家内外交困,朝廷昏庸腐朽积重难返,佛教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败困顿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一些佛教界精英人士,由于因缘际会得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杨仁山居士为代表,积极开展佛教民间外交活动,致力于构筑世界佛教事业,革新佛教;给国内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将近代中国佛教推向了世界舞台,期冀中国佛教能够与社会改革的现实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