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义”概念：适宜权智还是绝对的道德原则或价值？

关于孔子乃至儒家的“义”概念,传统训诂多以“义者宜也”释之,其现代变体则有“情境适宜性”“权变”和“实践智慧”等诸种哲学诠释。实际上,从训诂上看,一律以“宜”训“义”是不通的;从德行上看,这些现代诠释混淆了“义”与“权”“智”的区别;从思想上看,这些诠释混淆了某种情境下具体行动的权变智慧与行动背后不变的道德原则或道德价值之间的区别。此种诠释看似抬高了孔子的智慧,实则是一桩美丽的误会。孔子“义”概念与其说是情境适宜性的权变智慧,毋宁说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道德原则或价值理想。     

公共行政行动主义的知识论考察

公共行政的本质是相关主体基于其意向而生成的行动网络,是为实现美好生活、建设美好社会而采取的行动总体。强调行动意义的公共行政最初酝酿于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再次用实践理念思考人类社会,对社会生活机构与运转进行反思的实践转向,在反思传统理性主义秩序基础上审视行动逻辑的重要性。其次,因为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及知识观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运用,公共行政是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行动经验的建构过程,需要关注互动性的结构化实践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及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公共行政行动主义指向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生活,需要在行动理论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前进—逆溯",找寻构建本土化公共行政行动主义的可能。     

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

从不同学术进路展开的,关于道教信仰的实践与观念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不断丰富我们对道教信仰的内在特征及其与中国文化腠理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由此,“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也逐步被“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凸显出来。就学理上看,处理这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相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道教的义理建构需要内在的一贯性,而这一单数的道教可以成为道教学指向的复数的道教的映照和渊鉴,形成学术潜力和信仰活力的双向互动。     

黑龙江省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乡村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乡村生态宜居质量的上升,体现在村容村貌的改善等各个方面,能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落实好农村各项建设工作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近年来,黑龙江省政府加大了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建设,并有了一定进展,但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中依旧存在突出问题。     

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

近年来,生态美学引起了中国美学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从美学角度来说,对生态问题的考察至少有这样几类基本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否存在“生态美”这一美的形态?如果存在,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和自然美、社会美的关系怎么处理?其二,从学科形态来说,生态美学得以成立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其三,提出生态美的意义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一、是否存在“生态美”?严格说来,生态美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它是否成立还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无论是生态也好、自然也好、社会也好,它们之所以对人来说成其为“美”,…     

德勒兹空间理论对生态城市构建的启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城市本身的概念界定还是众说纷纭,有关生态城市的理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正在经历着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中国来说,生态城市的构建不仅是需要思考的新的理论问题,更是要迫切付诸实际的全新实践行动。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勒兹提出的有关万物关联的情动(affect)理论、强调任意连接和多样性的"根茎"(rhizome)概念十分契合生态学思想。从德勒兹的空间理论入手,或许会对当今中国生态城市的规划与构建有所启发和裨益。     

生态科技理念在乡村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以兰溪渡渎村乡村会客厅为例

"乡村振兴"落实到农村,便是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弘扬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将其与生态科学技术相结合,发展低碳生态建筑。在生态农村建设过程中,遵循生态理论,充分体现地域特色,科学合理地进行乡村规划对推动新农村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至关重要。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将生态与科技融合到乡村振兴中,营造一个生态与科技并存的会客厅。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乡村建设派是193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简称为“乡建派”。这一时期流派较多,其中以粱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不仅有一套乡建理论,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在当时影响较大,且对当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农村背景下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在新农村背景下,如何科学规划并设计乡村景观为现阶段一个比较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的相应理论及实践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在科学借鉴那些比较优秀的成果基础之上,有效结合当地乡村景观,认真探讨新农村背景下乡村景观设计当中的有关问题,并简单分析由相应的乡村聚落景观、乡村生产景观、乡村生态景观所形成的景观格局,同时这也是我国乡村景观规划及发展的方向。     

梁漱溟对儒家圣贤人格说的现代重构

梁漱溟将“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解决首先寄托在对大众具有精神感召力、能担当感化人生向上、维持社会正常运行使命的圣贤人格造成上。他融合儒家和现代生命哲学思想,对儒家式的圣贤人格进行了理论重构,提出这种人格应具有思想力、能明辨是非,有真性情,为求真理而力行,富有创造力、意志力、宽容心。人格的道德追求已由传统的“至善”转换为“生命流畅”。他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探讨了通过圣贤特质的人格范导功能,影响大众人格境界提高的人格培养模式。就现代人仍需要通过现实的模范体现的理想人格境界作为人生范式和价值取向导引来看,粱漱溟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益的启示。     

行为过程管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行为过程管理”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并需经实践论证的新理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从方法论角度看又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探讨。本文对行为过程管理理论研究的起点、理论构建和理论检验的方法论问题作了初步论述 ,对完善行为过程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

殷海光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主要原因在于他深深感到，唯有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社会文化思想提供坚实的运思基础和分析工具。他在１９６５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序言中，明确地把“现代逻辑的工作者所说的逻辑”，作为他运思和为学“分析到底层”起“主导作用”的三个条件之首要条件。这在现代中华学人之中是十分独特的。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殷海光的逻辑观，是正确理解和把握殷海光学术思想体系的必要条件。但是从近年来海内外殷海光研究的状况看，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根据《殷海光…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逻辑进路及其当代价值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其乡村建设理论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理性和向上的精神五个层次构成。从政治问题的解决,到建设由农业转化到工业的社会,再到构建伦理型的新社会组织结构,使社会的发展趋于理性(教化、礼俗、自力),人们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想,也是乡村建设的逻辑层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按照儒家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其内在理路就是儒家思想中的由内圣开出外王的路数,乡村建设最高的追求是向上的精神,也就是儒家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在新时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建设目标,确立了原则,为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组织体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既是习近平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探索的一个新创举,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自身的演进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建设的实践回应。从实践上看,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仍然存在结构上的"碎片化"、内部关系上的"紊乱化"、功能上的"梗阻化"等困境。因此,要建设"一核多元"的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就必须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优化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结构,走出结构"碎片化"困境;二是注重理顺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内部关系,走出关系"紊乱化"困境;三是注重整合新时代乡村治理组织体系的基本功能,走出功能"梗阻化"困境。     

框架与信仰——与查尔斯·泰勒共思信仰条件

查尔斯·泰勒以世俗化研究而著称，他的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其实就是“框架理论”:“框架”是其核心范畴；“框架诠释”是其基本方法；“框架与信仰”是其逻辑展开。对于泰勒来说，宗教信仰与世俗化问题所首要关涉的并非既定社会事实，而是使得它们得以可能的条件。唯有从信仰条件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宗教信仰何以可能、何以变迁、何以衰退的问题。“框架理论”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框架”是意义理解的先验条件，信仰作为特殊的意义形态，需要以框架为基本条件；“超越性框架”支撑超越性意义，宗教信仰作为超越性意义之信仰，需要超越性框架的支撑作用；“框架转型”引动意义转型，世俗化转型作为意义理解模式的转型，也需要“框架内在化”的引动作用。从静态的视角看，“超越性框架”可以解释信仰的可能条件、意义来源与稳定形态；从动态的视角看，“框架内在化”可以解释超越性的隐退与内在性的出场，进而解释宗教信仰的式微与世俗化的兴起。一言以蔽之，从框架出发，我们可以从“事实陈述”切入“意义理解”、从“现实性”转入“可能性”,最终洞见到信仰的语境条件与变动缘由。     

从经典进化观到自主发展论——发展研究、全球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

今天,发展问题、全球性问题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出发,加紧进行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实际上,唯物史观创立伊始,马克思、恩格斯就是着眼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事实来考察社会发展的,并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和解决发展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事关祖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本刊开设这个专栏,愿为广大研究者的探讨提供一个园地。     

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

正确处理我国的宗教问题,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信仰宗教的群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指出:“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植根于民、执政为民理念,从新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宗教问题得出的新结论,对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宗教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宗教信仰仍然是群众的一种精神需要人不仅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需要越来越被重视。在精神需要中,信仰需要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可以信…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从表现形态上看,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     

自然内在价值的哲学论证

自然内在价值的问题 ,是生态伦理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又是它的理论论证中疑惑最多、论证最困难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目的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统一起来 ,从“主 -客关系”统一的角度 ,进行它的哲学论证。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