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的市场推进机制及其法律保障

安全生产除了政府推进机制以外,也存在市场推进机制。风险补偿工资、浮动保险费率、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绿色信贷、安全生产中介服务等因素都可以形成安全生产的市场推进机制。但是我国市场经济总体不太健全,安全生产的市场推进机制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继续加强安全生产行政监管的同时,政府还应当完善安全生产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健全绿色信贷制度,落实保险人安全检查制度,采取有效措施激励企业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全方位培育安全生产的市场推进力量。在条件成熟以后,政府应当转变安全生产治理模式,以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推进的有机结合。     

责任伦理视角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制

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科学研究和医疗有着重大意义,但不可避免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难题.仅靠弹性很大的行业伦理规范不足以防范科技风险,有必要寻求法律制度的回应.责任伦理作为科技时代的伦理,为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伦理争议提供了新的纬度和伦理指导.应以责任伦理学为思维框架,在责任监管和制裁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进行探索.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我国当代医药文化的伦理精神及其建构

当代医药文化是科技、经济与人文一体的复杂系统,其伦理精神应当集焦点于人,以实现医药科技为人的基本价值和目的;伦理精神是医药文化内在制度的核心,医药行业的良好秩序依赖于伦理精神及基于它的合理制度。在“现代性”的背景下,面临被“解构”的医药文化伦理精神建构更应侧重伦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度与德性共行,共同促进我国当代医药文化伦理精神的建构。     

试论科技伦理治理的相称原则

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的关系问题是科技伦理治理框架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议题，相称原则为应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条平衡之道。相称原则要求在科技创新中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平衡，要求在避免极端负面后果出现的同时，鼓励科技创新，并确保科技创新造福于人。在科技伦理治理的语境中，相称原则可以细化为四个基本要求：伦理治理与科技创新相称，治理力度与风险程度相称，治理方式与风险类别相称，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相称。     

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蕴含的法治精神及践行路径

建立健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保障与规范体系,是法治国家处理宗教事务的主要方法和重要标志;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是一部蕴含法治理念及法治化治理原则的法律文献,其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宗教治理法治化建设迈入实质性阶段;建立健全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的宗教工作运行机制、信教公民合理诉求的表达机制,以及《条例》实施成效的跟踪调查与信息反馈机制,是践行新修订《条例》法治精神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宗教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法治化应当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把宗教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衡量,即宗教治理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引领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法制建设,引导宗教组织依法自治,加强法治培训,强化执法联动的制度保障等宗教治理实践,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推动宗教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

信息安全逻辑上包括隐私保护,因为当代隐私保护主要是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如果 将信息安全置于道德评价的视野,其也会展现出伦理价值的一面,且信息安全之伦理价值不 是纯粹主观的,而是在信息安全之客观属性与人们的道德需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信息安 全的伦理考量包括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伦理辩护,而论证信息安全的伦理价 值,即是对信息安全之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一种正当性辩护,因为至少要具备一定的伦理 价值,才可能给出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理由。但对于信息安全的伦理考量不限于对 技术保障、法律保障的正当性论证,还应当阐明信息安全的伦理保障,以作为技术保障、法 律保障的重要补充,行使技术保障、法律保障所鞭长莫及的独特功能。     

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跟踪审查的困境及现实求解

伦理审查委员会跟踪审查制度在我国研究起步较晚,是现有伦理审查机制中的薄弱环节.从伦理审查委员会跟踪审查的产生与发展入手,探讨了我国跟踪审查实践中的诸多困境.最后从跟踪审查制度的顶层设计、跟踪审查的监管、经费和时间保障、委员能力的提升以及跟踪审查方式的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跟踪审查制度的对策.     

金融监管的伦理本质与局限性

金融监管的本质是对风险进行控制,保护金融的伦理基础即信用,其基本原则是,融资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不欺的基本伦理准则;投资活动则应当遵循谨慎从事的基本伦理准则。金融监管的局限性在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乃至不能有效防止不断翻新的投机欺诈行为。为了更加有效地防止不道德的金融行为和避免金融危机,我们还要针对危机的深层原因采取措施,同时补之以各种非监管措施,如加强新闻舆论对资本贪婪的监督作用以及在制度设计上让金融活动的决策者自己承担起风险责任。     

国际竞争下中国合成生物学研究的安全、伦理及政策探讨

在21世纪日益激烈的生命医学国际竞争中,合成生物学作为典型的双刃剑型新兴科技,在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之下,巨大的风险阴影正初露端倪。密切关注了合成生物学在军事领域的巨大潜力,解析以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新兴生命医学科技在生物安全安保、伦理规范、知识产权和公众认知等诸方面可能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的风险与问题,观照发达国家先进的监管和治理方式,尝试提出我国合成生物学安全、伦理与政策法规研究的策略建议,以期促进中国合成生物学的负责任创新与发展。     

金融机构的伦理冲突及其伦理治理

基于资本结构的特殊性、资产交易的非透明性和监管的严格性,金融机构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特殊利益关系,也凸显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伦理特质.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业绩一报酬敏感性高、政府干预为特征的现行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伦理缺陷,激发了金融机构内外的伦理冲突.协调金融机构的伦理冲突,需要拓展公司治理的伦理维度,确立共生的治理目标,完善伦理激励机制和伦理监督机制.     

论深化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伦理基础——兼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冲击与影响,陷入伦理精神缺失、公益性质淡化、价值目标扭曲、整体效率低下的窘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当全面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伦理基础建设,努力实现行业伦理精神回归。新医改只有将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最大现实难题与合理规划长远发展战略相协调,着重从微观层面上提出切中要害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监管制度、政策法规措施,才能切实引导医疗卫生事业摆脱困境,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论科技伦理责任的构建与实现的社会机制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伦理失责问题的凸显,呼唤着构建和实现科学的科技伦理责任观。科技伦理责任观构建和实现的社会机制主要包括法治机制、监管机制、公开机制、奖惩机制、评价机制和教育机制等。     

实施好《民法典》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作用

<正>发挥《民法典》基础性法律作用，挖掘其公法价值，是新形势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宗教法人制度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宗教法治体系从公法主导型管理规范逐步向公私法融合型治理规范发展。在“民法典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宗教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临床外科中法律风险的防范与规制探讨

当前,中国医患纠纷呈增长趋势,由此引发的医疗诉讼也日益增多。其中,以侵入性手术为主要手段来治疗疾病的外科是法律风险高发之地。在此背景下,医务人员应当识别外科中常见的法律风险,包括术前、术中、术后法律风险,了解外科医疗行为中应当履行的各项法律义务,合法合规地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则应当完善内部法律风险管理体制,大胆引入"第三方"参与的监督、见证机制;国家则应当加快创新医疗法律制度的步伐,寻求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以防范各类法律风险。     

公立医院“药事服务费”背后的利益博弈与调适

公立医院增设药事服务费是医疗收费的一次重大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正确、科学调适“利益”问题,事关改革成败.药事服务费利益调适应遵循与医改整体目标相一致、患者利益第一、政府责任以及因地制宜原则.提出伦理调适与政策、经济调适并重;加大行政监管力度;药事服务费制度与现行收费制度改革同步;以此为契机建立新的医院考核评价机制等建议.     

一部假信访法及其法权想象

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基于法治对秩序的追求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亦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实践。由于以政治立基的信访制度被默认为应当承载更多的公平、正义理念,强化与完善信访职能、尤其是信访法治化的主张便不断释放出来,并常常表现为信访之内在政治伦理与外在法治要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本文对一部流传于民间的山寨版"信访法"及其负载的信息进行了深度解读,以为思考信访及其法治化诸命题提供纵贯视野,更为理解当前复杂的信访困局、尤其是形成新的信访治理思路提供解释和启发。这不但是对时下热议中的"信访立法"的一种回应,更是对在既有政治框架下如何藉信访制度整理与安顿民意的一种忧思。     

乡村治理目标的伦理缺失与理性重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然而,在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的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以保障农民生存要求的"安全第一"原则作为底线伦理,以公平正义作为当前乡村治理最为迫切的现实要求,并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旨归。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