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国城市建设不是单独的、碎片化的过程,而是在整体性的空间体系中展开。城市空间由政府通过宏观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而塑造,并形成分等级、有层次、次序和功能区分的"差序空间"。这一空间格局不仅将所有城市囊括其中,还深入到城市内部,构成了一个非水平的、纵横交错的空间结构。"差序空间"下的城市建设表现出"先后主次",也影响着城市社会和政府治理。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健康国家建设:源流、本质及治理

健康国家建设是国际社会应对健康问题所采取策略的历史进展,也反映了全球治道变革的趋势。健康国家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形态,是一种高级经济形式;健康国家建设的实质是调整健康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健康需求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建议采用健康治理的策略,强化横向治理,完善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机制的合理分工和搭配,以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增量,促进改革和发展。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农村治理新范式:构建基层互动治理

随着基层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基层治理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传统治理格局已无法适应农村基层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而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就是适合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趋势和民主治理客观需要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农村基层互动治理是在吸取西方治理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自身实践发展需要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是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在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建立一种衔接互动的治理关系,以达到协同共治基层农村事务的目的。     

地方性实践知识:城市社区工作者反建制力量的隐蔽领域——基于B市莲花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日益呈现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策诉求的拉扯和分立。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强调社区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断强化对社区组织和社区工作者的重组和控制。这种名不符实的治理策略被人概括为行政吸纳治理。本文通过一个个案分析,挖掘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如何在地方政府配置的场域空间里,通过地方性实践智慧,来抵抗行政建制力量,发展人情网络,完成治理任务。这种隐蔽的地方实践策略或许会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实事求是地推进居民服务和协商民主,而不是搞名不符实的形式化工作。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学界开始对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了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对治理概念的理论界定和中国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考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实质内涵和发展目标,提出新的"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向以社区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主管理为核心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行政干预和管制,以政府代替社会行动,实行政府包办,而是运用法律、法规、民主协商、社会政策来规范、引导、支持、服务社会自主管理。文章认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政府功能转交,是培育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实现治理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治伦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职能的设定、政府规模的大小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都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就必须在新的政治伦理语境下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在四个方面角色的转变:从干预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的转变、从无限型政府向适度型政府的转变、从领导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的转变以及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建设社会,还是建设政权?--从政权合法性角度看当前的社区建设

合法性危机是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理论长期关注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着政权合法性危机,发展中的中国因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存在着国家与基层社会层面潜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社区建设通过宣传以民主与法治为内容的意识形态以及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等方式,巩固并加强了城市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基层行政区划型民间信仰祭祀空间结构及其特征——以泉州东海镇典型村落为例的研究

中国民间信仰以神祠为单位的祭祀组织有着相对稳定性的空间区域,这些空间区域由于祭祀组织功能和形成历史的多样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以泉州东海镇典型村落为例主要探讨其中基层行政区划性祭祀空间的结构特征和成因。     

文化区域与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

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因而文化区域的划分亦应是具象因素和非具象因素的统一;文化区域的边界有软硬之分,而区域文化性格却没有边界;文化区域是历史形成的,但在历史演进中往往被行政区划分割,而分割后的行政区随着历史积淀往往又形成新的文化区域;区域文化性格在文化区域中形成,但它与以地域为载体并具有外部特征的区域文化不同,它作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要素,以人为载体可向其他文化区域四处流动。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开放,就出现了一个在层层嵌套、复合交叉、互渗融会、动态演变的文化区域系统中对不同的区域文化性格的识别问题。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政治学反思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城市政治学反思: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凸显人的"城市权利"的城镇化;城镇化中的政府治理方式需要向效能治理、公正治理、统筹治理变革;而城镇化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在城市政治学中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些反思对于深入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卫生治理的形式与途径探析

有效划分卫生领域中各主体权力与责任的边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有效合作治理方式是当下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程。通过文献综述将卫生领域中社会组织划分为利益集团、从业者组织、社区组织、与健康状况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五种主要形式,将其活动方式归纳为参与政策活动、提供服务和参与治理三种途径,并通过相应案例予以印证,以增进对政府与卫生行业组织关系的理解,加强和创新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卫生治理水平。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韩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治理的类型、任务

尽管区域治理具有多种类型,但区域发展的关键是区域治理应该依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此外,如果认同21世纪的当代任务与多样性、和谐、和平相关联,那么很明显的是,为了促进区域认同,区域治理的类型应该采用分权方式。基于上述假定,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同方面给出建议。从短期看,区域发展署/区域议会组合模式似乎在韩国更为可行。在这种模式下,区域发展署应采用分权方式组建,并负责制定区域发展计划和执行中央政策,而区域立法机构则负责质询、追踪和监管区域发展署的行为。正是因为区域议会或许无法有效地协调与统一各种地方意见和观点,从长远上看需要建立区域政府这种模式。通过废除上一层级地方政府的方式,很难组建区域政府。因此,作为一种长期选择,应该考虑区域发展署/区域政府组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