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

本文通过对丧服制度内"父子"关系的分析,指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慈孝一体"的特征。父对子之"慈",即是对己父之"孝"的体现,这表现为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构成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此行动伦理以亲亲、尊尊为基本要素,以"仁至义尽"为行动原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纽带,也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从丧服制度看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

差序格局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某些圈层更加硬和实,另一些圈层则更加软和虚,体现在丧服制度中就是期服、大功服和缌麻服这几个“节级”的特殊性。同时,差序格局中的各圈层也不完全处于同一平面,某些圈层“悬浮”于己身所在圈层之上,某些圈层则下沉到这一平面之下。差序格局具有“尊尊”维度,是一种立体性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下的乡土中国——读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思考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这一概念十分符合中国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本质。费孝通认为,中国的整个基层社会结构式差序格局式的,而不像西方国家“团体结构”的。这样的差序格局是中国农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反应,同时也影响了乡村人际关系与互动,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既而对乡村的政治,文化也起到了深刻地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与内涵在不断扩大。     

差序公正与差序关怀：论中国人道德取向中的集体偏见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取向中,既有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公正”,也有吉利根、诺丁斯的“道德关怀”,但是,这两种道德取向在中国社会是以“差序格局”的样态运作的,即以“差序公正”和“差序关怀”的形式存在于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中。“差序公正”和“差序关怀”的概念准确地表征了中国人道德取向的集体偏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项制度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现代化层次不断提高,这种集体偏见正在逐渐得到克服和纠正。     

现代社区整合的内在机制--兼论中西文化伦理及社会联结方式之差异

在“团体格局”文化背景的西方社会中,现代社区整合是以社群性社会资本及其自发性社群组织为内在基础的。良好的职业伦理实践及以其为基础自发产生的职业团体分别构成了社群性社会资本与社群组织的核心,进而成为现代社区整合的根本核心。然而在中国社会,以“五伦”为核心的差序伦理导致了以职业伦理为核心的社群性社会资本的匮乏,由此“团体格局”之现代社区整合也就难以形成。相反,儒家“五伦”实践造成了个体关系性资本的相对发达,从而使社会联结趋向于“差序格局”的人情化关系主义模式。     

苗族“巴岱尼”身份探析——兼及苗族巫职身份的差序结构及执业分工

“巴岱尼”巫职身份的存在体现了苗族作为山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是苗族人民以宗教方式把握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心理的“外化”。“巴岱尼”与其他巫职人员的“同堂”共事表明在“巴岱”职业内部存在不一样的身份“差序”及执业分工,即以“岱”(deib)为原点,以阴与阳、正与邪、原生与次生三个维度衍生出复杂多样的巫职人员体系,形成一套围绕“岱”这一原点不断向外扩展的立体的差序格局。这种身份差序和执业分工,彰显出苗族巴岱身份类型的复杂多样,开启了透视苗族社会神职人员及其相互关系的别样窗口,对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苗族巴岱信仰变迁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 ——基于三省四村庄的实证研究

我国乡村社会人际信任关系呈现以“亲朋—熟—生”为表征的差序性关系格局,这一格局产生于“血缘差序”和“情感差序”的共同作用.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信任在保持传统差序性格局的同时,也出现了与乡村社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对应的若干变化,并且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差异性特征.     

“个人本位”辨析

前几年,报刊上出现了所谓“个人本位”(或“个体本位”)的提法,有些文章是把它作为同“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相对立的新观念加以颂扬的。所谓“本位”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些文章并没有讲清楚。但可以看出,大多不是在进行关于个人和社会的一般关系的理论探讨,也不是在论述作为建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的“第一原则”这     

差序格局中的界圈及其文化存在

费孝通教授60年前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对研究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意义深远.它来源于血缘差序,运用于社会关系.其中,存在着一个依据血缘差等划定的"界圈".这一"界圈"不仅将差序格局从总体上划分为"内圈"和"外圈"这亲疏明显的两大部分,对人们的社会互动影响甚巨,而且还演变成一种观念文化,广泛存在于非血缘的群体中,成为传统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     

从“宅兹中国”看西周政治伦理建构及其意义

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可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考古实证,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中国”含义,同时也反映了西周的政治伦理建构。西周的伦理关系已溢出宗法格局,不仅协调宗法体系内部,而且面向各个族群。西周时“中国”一词有地理疆域、王朝正统、文化伦理和华夏共同体的含义。西周的政治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周天子为中心、以伦理为纽带、纳夷夏于一体,是协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西周建构了五个系统的伦理关系,确立了五服之制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彝伦攸序的伦理规范。西周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质,其整体主义取向和华夏共同体意识对后世大一统的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范导意义。     

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国城市建设不是单独的、碎片化的过程,而是在整体性的空间体系中展开。城市空间由政府通过宏观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而塑造,并形成分等级、有层次、次序和功能区分的"差序空间"。这一空间格局不仅将所有城市囊括其中,还深入到城市内部,构成了一个非水平的、纵横交错的空间结构。"差序空间"下的城市建设表现出"先后主次",也影响着城市社会和政府治理。     

“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一项关于人际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依据差序原则建立的"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正在被"利相关"的理性取向所代替,这是中国社会宏观结构转型对微观人际交往过程的深刻影响。通过2000份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和30个深度访谈的调查研究,本研究全景式地勾勒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状态,揭示了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由关系向理性的转向。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民族成分”的复合标识

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在不同人群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动态变化的差序格局。具体到身份符号的选择上,一些人可能倾向选择已经将自己低层次认同完整"囊缩"在内的高层次认同符号来完成自己复合型民族身份的综合表述。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更偏向选择已经紧密"嵌入"到高层次认同中的低层次认同符号来实现自己多层次认同体系的精细表达。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的实体化的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中华民族"认同的方式和途径,需要一种既能与国族认同的差序格局完整对应,又能动态反映民族不断交往融合进程的,包含了"囊缩式"与"嵌入式"两种国族身份符号的标识分类体系。     

“公”与“私”的悖论--中国人“自私”行为的历史溯源

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 ,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现象 ,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 ,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 :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 ;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 ;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 ,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 ,“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谴责 ,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 ;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 ,弱化“分配正义” ,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 ,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沿革、趋势与理论建构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的感知与理解。根据对象可以分为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以及以社会决策为核心的社会事件认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 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为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做出了先驱性贡献。但无论就理论建构、研究范式还是研究内容而言, 大量研究沿袭了国外研究的预设前提与范畴, 即“本位认知”, 脱离了中国人社会认知滋长的基础--以“差序格局”为基调的传统文化以及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期的文化。通过梳理与整合涉及社会认知主题的研究及其内在逻辑, 发现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为“他位认知”, 并且集中体现为“差序格局”文化衍生与发展的“群际认知(阶层认知)”, 进而尝试围绕“群际认知”这条主线解读与建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 推进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深层研究, 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上帝与祖先之间——粤西程村基督徒信仰实践的人类学考察

中国农民长期受"分散性宗教"影响较大,重祖先和人伦,其根基是"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当代乡村社会结构出现了"工具性圈层格局"和"核心家庭本位"等新特征,人伦关系不再具有准宗教功能。"制度性宗教"有了"市场",但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仍处在"上帝"与"祖先"之间。由此,简单将之视为"封建迷信"或"西方工具",有偏重"客位"而缺乏"主位"视角之嫌,甚或也有损社会和谐。     

同途而殊归的“家源儒学”与“生活儒学”——评当代中国的两种现象学儒学思想

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张祥龙的"家源儒学"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都是从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来思考儒学的复兴和重建,但却又同途而殊归。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启思,他们都将儒家的仁爱情感作为一切存在者及其理论建构的终极本源。但是,在仁爱情感显现的两个维度中,张祥龙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亲亲之爱"看作儒家的根脉所在,主张建立以传统家族生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保护区来使儒家逃避现代文明世界;而黄玉顺则把"一体之仁"看作儒家的根本精神,并以之为正当性基础来构建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前者否定了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忽视了自由开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乃是其文化保护区能够建立的制度前提,将使儒学从现代社会退隐;后者忽视了个体本位的消极意义和家庭生活的积极意义,会使仁爱的推扩难以实现、健全人格的个体难以形成。故更合理的思路是:儒学既要通过构建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制度规范来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也要充分重视家庭对于仁爱推扩和个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现代化的“个人原则”与天主教信仰的“连带责任”

一、现代化的“个人原则” “个人原则”或者说个人本位既是人在现代化中的自我理解,也是现代化过程不断深入化的根本动力。现代化的发生及其发展过程所伴随的,是“个人”不断地获得强调,不断地成为价值“尺度”的过程。为了弄清现代生活中这种人的自我理解,弄清“个人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意义,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化之前的人类社会和生活中,有必要弄清与现代人相对的古代人是怎样理解自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化之前,人首先和根本不是从自身出发,而是从他所处的“位置”出发来理解自己的存在与意义的;也就是说,人不是从自身所是,而是从自己的“周围现实”来理解人生和人性的。具体而言,在前现代的西方,人首先和在根本上依他在宇宙中的位置来确认自己的“应然”,即价值,这是一种具有哲学一神学向度的人学;而在前现代的中国,人则首先和在根本上通过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来把握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