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景教铜牌研究的历史与前瞻

20世纪上半叶,景教铜牌在北京、内蒙古等地被宣教士们所发现,他们随即开始了收藏和研究。现在景教铜牌的主体部分“聂克逊特藏”在香港大学美术馆,此外还有很多分散在世界各地,属各博物馆和私人所有。多年以来,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这些铜牌来自鄂尔多斯地区,是蒙古部落东方教会信徒的遗珍。各国学者对其具体年代、使用者的身份、使用方式、宗教象征等都作过讨论,但由于铜牌并不是在其出土地点被发现的,背景资料极为欠缺,因此在很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在未来的研究之中,我们需要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才能充分理解“景教铜牌”的真正身份。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八:蒙元时期鄂尔多斯景教铜十字饰牌

蒙元时期景教徒在草原地区留下了很多遗迹,其中鄂尔多斯铜十字饰牌因数量众多而较早引起关注。1929年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史培志（P.M.Scott）在包头传教时首先发现了青铜十字饰牌。之后,北京的传教士聂克逊（F.A.Nixon）委托他人代为收集这些青铜十字饰牌,共收集了千余枚。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三:唐代高昌景教壁画

正由于年代久远,唐代景教艺术文物传世的不多,除石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洛阳景幢外,就属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景教壁画。1905年夏天,德国探险家勒柯克((A.von Le Coq,1860—1930)在新疆高昌古城郊外的景教寺院遗址(见图1)中发现了景教壁画。该景教寺院现存三个殿堂,长约20米,宽近7米,他在墙壁内层壁上发现的景教残画,主要绘于东厅北墙、东墙和西厅。他在西厅揭取了其中两幅较为完整的壁画,这两     

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

泉州发现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已有半个多世纪,其文字的解读虽经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但因碑铭上的文字和语言属不同体系和来源,不得要领,无果而止。笔者经多年研究,终于找到了解读这种铭文的钥匙,使扑朔迷离的叙利亚碑铭之谜得以揭开,泉州和扬州的景教传播及其来源得见天日。本文首先对泉州和扬州发现的几方叙利亚文和一方回鹘文景教铭文一一转写、标音、汉译并考释;其次,探讨了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文章认为,元代泉州和扬州的景教徒大多为回鹘后裔畏吾儿人。此外,本文还对中国各地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作了交待,并对泉州发现的八思巴文景教铭文作了分析和修正。     

再析唐代景教之兴衰

明末景教碑发现之后,遂揭开了景教研究的历史。但19世纪以前,中国从事对景教碑研究的人大多是一些金石学家,但这些人由于不懂基督教往往把景教和其他宗教相混同。进入20世纪以后,一批接受西学的学者开始关注景教研究,一度形成景教研究热,但很少能从政教关系这一层面对景教进行客观公正地考察。本文在参考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对景教衰亡原因进行了重新检讨。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大秦景教经幢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在洛阳出土,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

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经幢提供了关于唐朝景教经典与教徒的重要资料。本文将此经幢后半部分《经幢记》中记录的洛阳大秦寺三位来自中亚米国和康国的高级教士,与西安《米继芬墓志》中的大秦寺僧思圆联系对比,并且初步考察了《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唐代景教绘画的中国化演变

正景教绘画艺术的中国化演变,是景教注重"随方设教"传播方式的自然结果。即,结合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尊重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对于直观的绘画艺术而言,当然更是如此。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聂斯脱里派的称谓。唐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诏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关于景教绘画的最早记录。随着景教在唐代的流行,其绘画当然也多有流     

景教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传播

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景教的产生及其传播进行了探讨。首先认为，景教产生于公元５世纪初，尽管在此之前，基督教内部已有关于上帝三位一体本质问题的争论，但是，聂斯脱里所提出的基督二位二性说则是以前各派所未曾有过的；其次认为，许多著作中所认为的景教于５世纪初叶就开始在中亚传播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本文根据文献史料，提出景教于５世纪末叶才开始在西域地区传播的观点。同时，本文对景教在西域地区的传播进行了论述。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十一:元敖伦苏木古城附近的景教石刻

正景教在唐代传入东亚后,到了蒙元时期在北方草原广泛传播,在新疆的阿力麻里、内蒙古的赤峰、敖伦苏木、北京房山等地都发现了景教墓碑,但现存景教遗迹最多的当属当年的汪古领地,这些遗迹在其统治中心敖伦苏木古城附近最为密集。1927中(国)瑞(士)西北考察团中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首次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中的元代景教遗迹和《王傅德风堂碑记》,认定该古城乃是元代     

天主教福建教区历史沿革考

正福建省是天主教传入最早的省份之一。据《泉州市志》记载,"天主教传入泉州时间颇早……或可追溯到唐代。"唐代景教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福建远离唐朝中心长安,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唐代景教在福建传播的确切证据,但许多学者认为,明代在福建南安、泉州东禅寺和水陆寺三地发现的三座十字架石碑是景教遗物,由此,有学者认为,唐朝时景教已传入泉州。一、元朝时期天主教传入福建元朝时期,天主教传入中国。1289年,方济各会     

《洛阳景教经幢》释义(一)

<正>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因盗墓在洛阳李楼乡城角村东北出土,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为一石灰岩质青石制成的八棱石柱,整个经幢缺少了幢顶、幢体下半部和幢座。残存部分包括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天使等图像,内容十分丰富。这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残存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敦煌残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可以互补,使人们对这一景教早期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     

浅析明末清初天主教音乐中国化的路径北大核心

由于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生成的文化土壤差异很大,因此早期天主教音乐在传入的过程中做了很多中国化尝试。唐代传入中国的景教(基督宗教的聂斯托利派)音乐就是一个例证。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三威蒙度赞》经卷作为景教赞美诗。     

洛阳景教经幢

国家一级文物。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经幢为八棱石柱,底部受损。该经幢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唐代景教石刻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经幢分为两部分,包括《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文和"经幢记",经文部分与敦煌残本可以互补。今存洛阳市博物馆。     

"经教"、"波斯经教"是"景教"的别名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唐代的两则诏令,一直认为经教是景教的别名。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发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远将经教中经教与《景教碑》远将经像中经像构成异文的语言现象,结合唐代经教、经像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意义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即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儒道释教均可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因此,景教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也在情理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教是景教别名的可能,纠正了前人对于景教名称的误读。     

高昌景教“圣枝图”

这是两幅弥足珍贵的景教壁画,存于高昌古城城墙东北角景教教堂遗址内。根据画中人物的服饰及其他考古信息推新,这两幅壁画可能是5世纪左右景教传入高昌地区的历史见证。画面左侧,站立着一位高大魁伟的男人,黑色卷发,具有希腊人特征。他身穿一件直达脚面的绿色长衫,上身着一件有     

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日本研究中国景教的权威佐伯好郎博士为首的一批学者，把西安府西去150里的盩厔县大秦寺，认定为唐代一所重要的景教寺院。本文质疑这一看法，认为该寺始建时便是一所佛寺，除了名称与唐代景寺雷同外，迄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或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该寺曾属景教。     

古丝路上的宗教文化融合 以景教壁画《棕枝主日图》为例

正这些绘画作品是东西方绘画艺术融合的实物记载,对于研究东西艺术交流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具有美术意义的研究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也为后人记载了当时不同文化融合的盛况。景教绘画遗存是景教文字史料的重要补充,它通过艺术形式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景教的状况,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汉译景教经典中所体现的中国化特色,可以被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古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商道,同时也是文化交往的通道。宗教文化是古代文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丝绸之路上数量众多的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十二:新疆阿力麻里叙利亚文景教碑

新疆古城阿力麻里城(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境内)在元代曾是景教活动中心之一,这里曾出土了十多件叙利亚文的景教墓石。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和群众陆续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叙利亚文景教墓碑,有的收藏在霍城文管所和新疆博物馆,有的存放在伊宁市伊犁地区博物馆。这些碑刻的形制不仅与在中亚七河流域出土的六百多件景教碑刻相同,其十字架形制也与七河流域附近的克什米尔地区出土的粟特文、梵文景教十字架形制十分相似,都是希腊一马耳他混合型,十字架底座有个弧形托住十字架(见图1、图2)。另外,七河流域出土的文物有若干注明墓主籍贯为阿力麻里的墓碑铭文,这表示七河流域的景教徒与阿力麻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元代,它们有可能属于同一景教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