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的友谊观——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扬弃

随着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友谊问题重新得到哲学家的重视。当代学术界对友谊的讨论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影响,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式的世俗友谊的一般友谊。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为全人类所向往。由于两种友谊观在理论和思想背景方面的巨大差异,世俗的友谊似乎阻碍"仁爱的友谊"成为一般的友谊。然而,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简单否定,它能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而且,由于仁爱的友谊能处理好"爱朋友"与"爱其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代探讨友谊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论

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晚期的重要神学家和伦理学家。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与神学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有特色的德性伦理思想。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对于习惯十分重视,强调习惯就是德性,其次,阿奎那对于德性的本质以及理智德性、道德德性和神性德性都有理论上独到观点和分析。尤其是,阿奎那对于神性德目之间的秩序分析,体现了他的世俗精神的倾向。     

试析亚里士多德友爱论及其对大学生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意义

德性主义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德眭生活视阈出发,提出了三种友爱,即实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善的友爱。这三种友爱为我们对友爱的理解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建构从不同层次提出了不同的道德的境界和要求。大学生具有很强的人际交往需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渴望获得真挚的友谊,亚里士多德友爱观中的“伙伴之爱”对于大学生人际环境的和谐建构,无疑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阿奎那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向:"德性转向",即从现代规范伦理学向传统德性伦理学的转向。托马斯·阿奎那代表的基督教德性伦理学再次引起了学界的瞩目。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学因其"综合性"、"体系性"、"超越性"和"渊博性"等特征被誉为亚里士多德之后德性伦理的一大典范,又因其鲜明的"理智性"与世俗道德哲学有着更为亲和的关系,也更适于参与到当代道德哲学的新发展和新思潮中,因此,对当代德性伦理复兴和道德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研究的迷失

<正>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在复兴的50年中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却一直构建不出自己的科学体系而成为当代"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典范,以致当谈及德性伦理学大师时仍然不得不把遥远的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搬出来。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并非未产生自己的代表,而是这种研究状况作为结果证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研究不够成功。就此而言,仅仅局限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内部分歧和问题,远远不足以洞察出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研究的困境。因而有必要回顾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兴起和研究,发现和反思其复兴过程所导致的整个事业的迷失,从而为我国当代德性伦理学的构建提供有益资鉴。     

德性伦理学的行为者中心论

当代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伦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行为者为基础或中心。斯罗特认为,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仅仅诉诸于行为者本身,或者说是一种有着普遍仁爱动机的德者。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基本论点则认为,德性伦理学强调具有一定德性品格的行为者在某种情形下一定会有的行为。并且认为,品格德性本身具有规范的意义。     

为什么仁爱是一种义务——康德义务学说的终极意旨阐释

康德的伦理学以义务论为其典型特征,而他对仁爱义务的阐述具有终极的意义。他曾经把"对他人的不完全义务"确定为仁爱义务,后来把仁爱义务确定为德性义务,包括形式性的善意义务,即按照"人是目的"的命令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质料性的行善义务,即具体地促进他人的幸福。他论证了行善义务的客观约束力根据,从而从最终意义上论证了所有义务(包括法权义务和促进自己的完善等义务)对我们的普遍强制性。     

德性复兴与道德教育——兼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对德性伦理复兴的启示要求

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要旨在于对规则伦理学的拒斥,通过对后者的行为评价体系进行一种德性论的"还原",以给行为评价提供一种前道德的评价依据;当代代表性的德性伦理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对亚里士多德的带有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具有排斥倾向;建立一种基于人性、德性和自然三者走向同一以及人生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走向同一之上的德性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德性论对德性复兴运动深刻的启示要求,可能为伦理学研究的不利现状指出一个崭新的前进方向;德性伦理的复兴对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为道德教育提供了真实的理论依据和正确方向。     

技艺与德性中的实践智慧——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当代伦理学自然主义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在其古典伦理学中讨论了作为制作活动的技艺与作为实践活动的德性以及二者所依赖的实践智慧的联系与区别。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及当代认知科学,这一类比研究延续到当代自然主义伦理学及其反思中。自然主义伦理学主张技艺与德性及其实践智慧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源于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辩护者则主张技艺行为与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在诸多方面存在区别。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技艺行为和德性行为的实践智慧应当有效地整合,即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可能使人们对整体生活目标的反思更为正确,同时,技艺行为的实践智慧也同时应当遵从基于"好的人类生活"的更高规范标准。     

托马斯·阿奎那幸福观辨析

阿奎那的幸福观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幸福观,以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幸福分为可以凭借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在现世获得的不完满幸福和只能凭借恩典和神学德性在来世获得的完满幸福--看见上帝的本质.因此,阿奎那的幸福观归根结底是一种神学幸福观,但他对理性和现世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肯定.此外,阿奎那认为幸福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实现而不是主观的快乐感,他的幸福观是一种客观的幸福观.阿奎那的幸福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调和.     

麦金太尔论给予和接受的德性

在人类共同的社会实践中 ,我们总是处在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关系之中 ,因此 ,也就需要一种给予和接受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考察了这类德性。包容着具体的公正慷慨的接受和给予的德性实践是我们自己共同体的基本实践 ,对于共同体的共同生活起了它所起的作用。     

功能论证: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功能论证是联系人、理性、德性和幸福的重要论证。但是亚里士多德在《欧德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给出了两个在结构和论证方式上大不相同的功能论证。以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中提出的功能论证为基础,比较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给出的功能论证,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线索来恰当地理解这个核心论证本身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伦理学著作中展现出的自我反思和修正。     

培养德性:在孟子与阿奎那之间

"培养"一词意涵丰富,原指农作物的培植,但被孟子和阿奎那用于描述德性修养的复杂过程。他们都认为,人的德性之端或种子受之于天或上帝,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发展它们。只有培养德性,才能实现人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天命或终极目的。对二人来说,乐于为善行德,才是德性的真谛。尽管二人在人性、德性以及德性的培养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彼此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之为人需要培养德性之端,而在德性培养中心志情感、人伦关系和成长环境等尤为重要。阿奎那则区分了自然之德与神学之德,发展了潜能与实现等概念,强调培养德性就是培养习惯,突出理性的地位,从而较好地应对德性培养中的成功与失败问题。     

生活的沉思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善与德性概念之探析

本通过考察善与德性概念的意义变迁,揭示柏拉图的知识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行动伦理学”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善与德性概念的含义。     

阿奎那的血亲伦理及其和儒家可能的对话

新教伦理认为基督教的爱是无差别的平等之爱,天主教的解放运动也是更加关注穷人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但是这两种思潮都忽视了天主教传统对家庭和血缘关系的重视与强调。阿奎那在对爱德的讨论中提出了爱具有和天主以及爱者有关的等级秩序,同时在这种爱的秩序中,家庭和血缘关系又具有某种绝对性和根本性地位。中国传统儒家同样十分重视血缘关系,但是与阿奎那思想不同的是,血缘关系相对其他亲近关系还具有某种优先性甚至本体论的地位。这种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血亲伦理是进行中西宗教文化比较与对话的一个可行的切入点。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以儒学浅释圣神的效果

圣保禄在《迦拉达书》5:22告诉我们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仁爱儒家最喜欢讲仁、义、礼、智、信。而仁则排在第一。保罗亦将仁爱放在首位。孔学即是仁学。仁爱乃是所有爱德的大本大源。孔子的一贯道即仁。仁就是对他人的爱。孔子认为,人生在世,     

试论老庄生命伦理思想

与当代西方生命伦理学视角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尊道贵德,不自益其生,尊重和成就他人的生命价值.他们主张守道修德,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尊道贵生,胸怀仁爱,报怨以德,善下无私,“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为人己愈多”.老庄的生命伦理思想不但为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注入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而且有助于世人自觉地、合乎道德地安顿自己的生命.     

荣誉与自我认识:亚里士多德论豪迈

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所有伦理德性中,"豪迈"(megalopsychia)是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个。本文从《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提出豪迈作为定义统一性问题的例子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主要伦理学著作中界定豪迈的尝试。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以荣誉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但是这个定义引发了荣誉的地位问题、豪迈的独立性问题、豪迈的依赖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关于小荣誉及其自我认识的问题。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转变了论述的重点,提出了以自我认识为核心的豪迈定义,以此来统一豪迈者对荣誉的态度,同时提出了一种涉及较小荣誉的无名德性,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欧德谟伦理学》中遗留下来的困难。这一讨论有助于我们厘清两部伦理学著作的关系,以及围绕豪迈的诸多争论。     

斯多亚伦理学受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影响吗?——从二者对εvδαιμονíα(幸福)的界定来看

斯多亚伦理学是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仍具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表现在朗(A.A.Long)与桑德巴赫(F.H.Sandbach)所持的对立的观点上,朗认为斯多亚伦理学是对隐含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内部未解的矛盾和张力的一种回应和解决的尝试;而桑德巴赫则认为斯多亚伦理学并没有受到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伦理学的影响,而二者的术语重合不能作为有力证据,因为柏拉图哲学也同样使用过相同术语。本文意在借助斯多亚学派的创立者芝诺对幸福和德性的看法而重新审视这个难题,通过比较和分析,我们发现朗和桑德巴赫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因为朗所列举的斯多亚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重合或对应的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穷尽二者的关系,而桑德巴赫在缺乏对具体的斯多亚主义者的伦理思想探析的前提下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反驳的依据本身也不能作为充足的理由。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对斯多亚伦理学的影响可以通过芝诺对德性与幸福的关系的分析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