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之道与中观之空——从《道德经义疏》看重玄学与中观学的根本差异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以中观学的方法诠释道家学说,却无法调和重玄学与中观学的内在冲突:重玄之道为万物的本体,正是中观之空所破斥的对象;重玄学认为众生皆有真性,只要"无心复性"便可成就圣道,中观学则强调众生因无明而轮回,由凡入圣必须经过闻、思、修、证的次第;重玄学认为修道的重点在"无分别",中观学则强调"无分别智"才是解脱的关键。尽管重玄学与中观学存在根本差异,但唐代以后的中国化佛学却与重玄学的思想非常相近,而中观学反而日趋衰微。     

成玄英虚理说的内涵、渊源与定位

成玄英是隋唐老子注家中最善言“理”者，晚近论著往往将成玄英虚理说的思想品质归于佛教“空”论，但若以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对“深远之玄”的讨论为切入口，会发现成玄英对至道虚理的理解，与中观三论宗并无直接沿袭关系。成玄英说虚理归于“无”,是通过对道之种种概念执定的否定与消解，呈显肯定性的绝对真知，进而对万有的存在有所说明。在这个意义上，汤一介先生将成玄英放入道家思想的整体脉络中加以权衡，当更接近思想的实情。     

成玄英"援佛入道"探

唐初重玄学者成玄英,借鉴佛学思想以发展道教理论,在道教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援佛入道主要表现在对佛教语言及佛教思维方式的吸收与转化上,也表现在其对重玄之道的论述与三论宗中道的相近上.但佛道立论根基并非一致,佛教的"缘起性空"与道家"道法自然"思维的差异,必然使成玄英思想充满张力.成玄英在探求人生意义的观照下包容了二者的分歧.     

禅定漫谈(十一) 禅定三大法系

再说祖师禅 ——从识认论上来看禅宗的 “离四句绝百非” “四句百非”乃佛法为泯除众生有、无对待等迷执邪见而说明缘起性空、真空无相不可得之理时的常用语。三论宗与禅宗均常用此一用语或概念以接引学人。所谓四句,通常指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句,或指肯定、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两者均否定等作为判断一般论议形式的四句。四句之说有十种之多,百非则指百种否定。四句百非都是基于一切判断与议论之立场而设立的假名概     

因玄而成思,致思以达玄——《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读后

罗中枢教授所著《重玄之思——成玄英的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研究》一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2010年10月,20万字,以下简称《重玄之思》,所引只注明页码)。该书主要从重玄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论述唐初成玄英的"重玄学",本文按图索骥,就该书的一些研究特色作一评述。一、紧扣时代背景,深究学术源流道教得以产生,是建立在先秦天人观念、鬼神崇拜、礼乐祭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基础之上。先秦之际的中国思想,更为注重宇宙论和价值论的探讨,宇宙论的思想成为此一时期思想家的重点,其中儒家的天道观、     

成玄英“乐音和性”美学观探析

成玄英在对《庄子》一书中的音乐思想进行疏解时,在以"和"为美的文化背景中,基于重玄道学心性论,提出了"动乐音以和性"的音乐美学主张,并且认为琴是实现这一审美主张的重要媒介。他的这一美学主张,丰富了"和"这一美学范畴。     

试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

自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政治”以后,注释老子《道德经》的著作即纷纷出现。随着道教的出世和玄学思潮的兴起,对《道德经》的注释更日益增多。唐末五代逍士杜光庭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就谈到有西汉至隋唐的六十家。各家注解,各有侧重,通过注释《道德经》表明各自对《道德经》的理解,从而反映出各自的哲学政治观点。其中曹魏时孙登开始“以重玄为宗”,继为道教学者陆续阐发,成为注释《道德经》的重要流派。而论重玄之道的突出代表,则为唐初道士成玄英。     

论成玄英的认识思想的现代意义

成玄英的重玄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阐述道教修道思想和方法的宗教哲学,其重玄认识思想从主题、框架、内容、方式、旨趣等多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尤其是其纯粹玄思的思想、主客体同一的思想、穷理尽性的思想、破执遣滞的思想、真理绝于言之的思想、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相统一的思想、精神超越的思想、和光同尘的思想,对当今认识论、方法论、生存论、修养论、境界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玄奘、清辩、陈那——从“简别立宗”谈起

玄奘"西行取经",在印度那烂陀寺等地广学佛法、造诣非凡,最后在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提出了无人能驳的三支论式,盛名响彻印度,后世称为"唯识比量"或"真唯识量"。本文通过分析"唯识比量"中的关键要素——"简别立宗"这一特殊的因明规则,及其与中观派论师清辩之"掌珍比量"的关系,以佛教新因明奠基人陈那的论辩逻辑为桥梁,明晰玄奘对清辩的学理传承这一重要的思想关系,考察因明学说在瑜伽行派与中观派之"有"、"空"论证中的作用与意义等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     

宗教学研究总14—23期目录

道教改革十年中的道教中国道教(五斗米道)发源地鹤鸣山明代炼丹书《黄白镜》闵小艮道教的理论略说中国道教音乐的分类构想 ’中国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成玄英的重玄之道与佛教中道观全真道概谈试论葛洪的经济思想成都市青羊宫道教信徒基本情况调查报告《太平经》与《圣经》伦理思想之比较道史小考二则武当山道教灵图的新发现青城山与鹤鸣山道教神系渊源之管见杜光庭《灵化二十四》的一些特点平盖治小议稠梗治所在地——稠梗山老子庙中昨唐传奇小说与道教日本道教与中医关系研究的新成果丽江洞经会调查(上)(下)道藏炼丹原著评述(续)评《正统道…     

玄奘、清辩、陈那——从“简别立宗”谈起北大核心CSSCI

玄奘"西行取经",在印度那烂陀寺等地广学佛法、造诣非凡,最后在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提出了无人能驳的三支论式,盛名响彻印度,后世称为"唯识比量"或"真唯识量"。本文通过分析"唯识比量"中的关键要素——"简别立宗"这一特殊的因明规则,及其与中观派论师清辩之"掌珍比量"的关系,以佛教新因明奠基人陈那的论辩逻辑为桥梁,明晰玄奘对清辩的学理传承这一重要的思想关系,考察因明学说在瑜伽行派与中观派之"有"、"空"论证中的作用与意义等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     

佛教的“中道”观念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对佛教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中道”进行了专门研究。重点考察了这一观念在早期佛教和大乘佛教中的表现形态。认为早期佛教虽讲“中道”，但在实际处理许多问题时往往不能把其作为原则较彻底地执行；大乘佛教的“中道”观念在早期大乘经、中观派、瑜伽行派中都有表现，但在理论上的发展高峰是在中观派中，“中道”在中观派中真正成为佛教学说中的核心观念。文章重点要表明的是：佛教的“中道”观念虽然是在否定或批驳与该教并行发展的其他派别的不同观点的过程中形成的，但这一观念在思想渊源上又与其他派别(特别是婆罗门教)的哲学思想有关联。佛教在吸收吠陀及奥义书中婆罗门教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把与“中道”有关的思想材料加以归纳、提炼，使之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思维方式。     

“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北宋"僧传"的体制、功能、风格皆不同于往昔。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取法史传,革新僧传体制;释智圆《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思想阐释天台"中观"之义,开创释家自传的新体式;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淡化宣教功能,追求儒、释兼容的文化取向。"援儒入释"是北宋僧传文体自新的契机。面对儒学的日渐强势,北宋僧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儒家文化,改变僧传叙而不论的格局,丰富僧传的文体内涵。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是佛教著述领域的变革,也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净化人心如何可能?大乘佛教本体论的演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空宗和有宗的侧重点和言教的安立都有不同,实际上,缘生法幻有非真、真胜义离言绝相,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共通的。＂印度佛教自部派佛教以来,尤其是大乘佛教,重视对宇宙万物的终极本质、一切存在的真实本性、众生的本原和成佛的根据等问题的探讨和阐发,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本体论学说。＂（方立天《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而对于关注人生的佛教来说,本体论的旨归就在于说明净化人心的可能性。以下举空宗、有宗（唯识宗）的观点加以说明。     

道教“重玄”哲学论

在道教发展史上,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标立“重玄”的哲学思潮。它以唐初成玄美开释老庄为显要,以唐末五代杜光庭述《道德经胜“宗趣旨归”,明“重玄为宗”作为总结。国内外学者围绕有无一个“重玄学派”已有聚讼,而对这个思潮的哲学内涵、历史地位则未深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一、重玄之宗脉关于有没有一个重玄学派,这自然涉及到对“学派”的界定,但实质问题还是有没有一个重玄思潮。如果有,它有怎样的历史起因、承传脉络与思想特征。“重玄”,乃取自《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直”。然而,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它并非《老子…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入中论》微义

通过学习《入中论》,对大乘中观宗有点滴认识,兹将几个中心问题,试述如下。概说印度之佛教,略分为四部(我国藏地承之):小乘之有部与经部、大乘之中观与唯识。唯识是弥勒菩萨教派,着重般若广行;中观是文殊菩萨教派,着重弘扬般若深见,基本著作是《中论》、《入中论》,藏地称之为二大车。龙树菩萨作《中论》二十七品,决择二无我,然文字非简即繁,后人不堪领     

范仲淹“忧乐观”与大乘佛教“菩萨道”

正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又是公认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其《岳阳楼记》中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谓妇孺皆知。读此句,在朗朗上口的同时,又无不为其拳拳赤子之心而慨叹不已。范仲淹的"忧乐观"所体现的济世利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恰恰与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浅议晋宋时期从般若“空”到涅槃“有”佛学思潮的转变

晋宋时期我国佛教思潮发生着流变,其中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佛学转变,对后世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后秦鸠摩罗什对中观四论的翻译,把中国内地般若思想的研究引向高潮,但一直未能停止内地高僧对实有"佛性"的思考。涅槃经一经译出,很快引起许多高僧对"佛性"关注研究,并形成南北朝的主流思潮之一。这种佛性思潮的转变与佛教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等因素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