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中国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

本文旨在解答为什么在中国基层社会维系了近千年的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在近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一个以基督宗教成为强势宗教为特征的新型宗教生态正在快速形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殖民主义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最后走向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革命政权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摧毁了传统宗教生态中主导性宗教的制度支持和社会基础,不期然地为基督宗教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扩展了空间和清除了传统性障碍。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理论的广适性,笔者把基督宗教近代以来在全球的扩张放置在西方殖民主义和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互动的视野下,试图解答为什么基督宗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强势宗教,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却处于边缘。     

陈垣与近代佛教历史研究

随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的建立,史学成为考察中国宗教传统的重要方法。传统佛教历史书写的范式逐渐被系统化、理论化以及“世俗化”的现代历史叙事所取代。本文以陈垣为例,考察其佛教历史书写与自身信仰立场、学术背景和方法论视野的关系,以及其研究在当时学术语境中的典范性与例外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近代历史学家如何参与宗教知识的构建,为人们对宗教的理解提供重要的外部视角,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评述历史学的方法论视野在宗教研究中的意义与困难。     

重释“宗教”:史密斯对于宗教概念的消解

史密斯质疑宗教概念的普遍有效性,从词源学和观念史角度对宗教的含义及其变迁作了历史考察,指出它不过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产物,并不适合解释其他文明的生活传统,主张用信仰和累积的传统两个独立的概念取而代之。依据这一概念框架来解释儒家传统会消除一些困难。     

西方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西方"宽容"观念经历了从宗教宽容到道德宽容再到积极宽容的两次转变过程,这种"宽容"观念的历史嬗变可以通过对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宗教伦理准则下的宽容、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近代道德宽容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交互伦理关系中的宽容观念的考察予以理解。特别是现代"积极宽容"观念在淡化以往由于不喜欢甚或厌恶而产生的被动的"容忍",进而继承道德宽容所强调的道德自由、重视道德主体自觉性的基础上,逐渐转向"克制"方向,即对异己观点的"克制"与"承认",这既反映了现代社会多元化、差异化的历史变迁现实,也体现了对道德主体自身与社会伦理双重性的兼顾,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Religion与宗教:分析范畴与本土概念

我国古代并无相当于现代意义的religion一词。"宗教"的现代含义来自日语借词。Religion的现代意义是17、18世纪西方社会日益了解异文化的结果。源于基督教背景,religion被界定为以信仰为核心的信仰与仪式的二元组合,由此确立宗教研究的基本范式。但在中国宗教研究中,此一理论研究范式亦显出诸多困境。本文通过初步梳理比较religion、宗教、道等概念范畴在西方和中国的话语史,探讨理解中国宗教实践新的理论出发点与可能性。     

从佛化新青年运动看佛教近代调适特征

20世纪20年代的佛化新青年运动是佛教自身近代调适的重要努力之一。它反应了佛教近代调适的宗教人间性、伦理普世化、观念世界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折射出佛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角色转变和其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调适方式。研究佛化新青年运动不仅对传统宗教的当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西方近代的"世界历史"观念

"世界历史"观念作为我们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理论框架,起源于希腊化时代;中世纪,它融入宗教哲学,完成了哲学化转向.近代以来,理性取代了上帝,"世界历史"观念随之转向认识论,并逐步成为孕育欧洲中心论的温床.近代早期,维柯与伏尔泰为近代"世界历史"观念确立了基本的范式,这种范式大大削弱了中世纪"世界历史"观念广泛具有的实践性.自康德始,近代"世界历史"观念以德国思想家为其表述者.康德的创造性表现在,他认为普遍世界历史的存在,首先是人们以某种预想为线索进行撰述的结果;赫德尔则以强调个体的特殊性与历史性的方式来撰述世界历史.西方近代"世界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代表着近代"世界历史"观念的确立与完善,同时意味着中世纪普世主义"世界历史"观念的彻底破产.     

近代文明对话中东亚佛教知识的重构——以“大乘佛教”为中心

作为近代东西文明对话中反映在东亚佛教领域的知识重构,"大乘佛教"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东方佛教学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的"大乘佛教"观,带有强烈的日本佛教意识,其强调在家主义、批判出家主义,目的在于为日本佛教的在家主义倾向寻找"合法性"依据。西方哲学家、世界轴心文明论者雅斯贝尔斯积极吸收当时欧洲和日本的佛教研究成果,关注佛教的哲学智慧,主张"大乘佛教"是佛教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传播,印证了佛教是一个宽容的宗教。雅斯贝尔斯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全新的"历史哲学"。二人的文化背景和学问取向尽管不尽相同,但透过他们的言说,可以从一个侧面对比了解佛教知识在近代东西方是如何被重构、如何回应现代性的。     

略论东方哲学与宗教

"东方"这个概念,人们往往从地域、文化或政治等不同的角度来使用它。在不断的文明创造中,东方孕育了许多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宗教,也创立了自己发达的哲学。世界文明是在多种文明的交互影响中发展起来的,有时甚至很难简单地把某种宗教或哲学划归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随着"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以及与之相对的"文明对话"观念的大力倡导,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和东西方文明关系的反思得以纳入世界文明未来前途的广阔论域加以讨论,也使得关于东方文化的研究有可能突破传统"东方学"的偏见和逻辑而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和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东方学术界来说,重视和开展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多元视域下的宗教观念评析

在西方语境下,宗教因其组织化的结构而成为教会的代名词。与此相对照,宗教这一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未一神化、体制化,因而各种宗教呈现出"多元通和"的局面。中国的传统宗教存在方式是世界宗教的一种常态。近年来,西方社会制度性宗教呈衰落之势,追求灵性的人数则持续上升,反映出"宗教性"或"个体化宗教"这一宗教观念意识的增强。     

《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读后

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为大道,踏入近代以来,经学迅速衰落,史学则像中国社会一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在建立近代中国史学新范式过程中,礼仪、宗教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引入注目,陈寅恪先生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之后便是《礼仪附都城建筑》,虽然礼学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与传统礼学和礼仪研究不同,陈先生的研究超越了以往训诂与梳理沿革的研究范式,将之放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使之成为认识南北朝隋唐制度渊源流变一条主线索.陈先生又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道:     

论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人们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忽视二者的中介环节,这就是衔接着中国古代文化和正在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在中国近代以来历时百年之久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本文称之为“近代文化”。在这个艰难曲折的长期实践中,发生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发生了对于东渐的西方文化的既“拿来”又“扬弃”的关系,发生了对于新文化的伟大创造运动。对于社会主义的现代新文化说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必须继承的,而近代以来实践中产生的文化则是同样具有传统的意…     

西方近代人体绘画艺术中的人文趣味

在西方绘画中,人体艺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18世纪以来,西方绘画开始具有前卫特征及与传统的绘画艺术分道扬镳的近代派思潮。西方近代绘画中人体艺术的表现是当代社会与精神生活的一种真实式写照,西方国家经过近代工业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艺术家们的心态也变得错综复杂,他们想通过绘画来表现出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景象。西方近代绘画通过对人体艺术的表现,来对其本身进行探索,进而创造了抽象的艺术作品,西方近代绘画中的人体艺术作品不再追求视觉真实效果,更注重的是心灵的真实反映,通过抽象的艺术表现反映出当时西方社会的景象。文章首先对西方近代绘画以及人体艺术分别进行简述,然后通过文艺复兴至18世纪西方人体绘画艺术的考察,进而梳理出具有宗教价值的审美观发展历程,最后表达其中的人文趣味。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二十)

正当我们谈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基督教"是一个首先需要加以界定的概念。当人们提到基督教这个概念时,或者是指基督教信仰,或者是指基督教会,或者是指基督教传统。作为启示的宗教,基督教的启示特征不可否认。但基督教作为一个信仰和文化体系诞生于亚洲,有其东方文化渊源,又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结晶,并影响着整个的西方文明,也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基督教作为一个教会组织体系,是在两希文明及以后其他文明的相遇、碰撞下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基督教向欧洲传播的时     

社区信仰与学科进路——宗教人类学介入本土研究的评检

学科的分解与综合是现代知识创新的平台,也是诞生新观念的温床。自20世纪40年代以降,西方宗教学研究先贤与人类学研究泰斗,各自寻求学术增长的新空间,形成取向不一、风格各异的宗教人类学学派。①而近30年来,该学科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由"厚古"向"厚今"的转变。②中国现代学术建设造端于民国初年,迄今为止,宗教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皆有不同的特色。民国以来,大量西方宗教人类学的汉译成果纷纷涌现,以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本土论著也渐次问世;时至20世纪上半叶,宗教还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部分,未能形成专门的宗教人类学研     

论“本体”的三种含义及其现代混淆

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原指本来的形体或存在,后指事物固有的(恰当)样式;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不专对宇宙或万有全体,而且主要在"体用"意义上使用。这种体用义的本体概念,与近代以来学界普遍从宇宙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最后本质或终极实在角度所言之本体,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代的"道""天理""本无"甚至"良知"(心学中)等范畴虽然可按现代流行用法称为本体(宇宙或万有本体),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们更接近于世界各大宗教中的本体概念,而未必可称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混淆三种不同的本体概念,即:(1)体用义本体、(2)宗教义本体、(3)哲学义本体,将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不加置疑地当成哲学义本体、并以此说明中国哲学特色,是现代中国学术接受西方学科体系时的错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困境。     

谁的概念史,谁之合理性:三种类型的比较分析

概念史研究正成为中国学术界"语言学转向"的新议题与新视角,但其用法比较混乱,需要澄清其背后不同的方法论支撑与局限。三种研究范畴涉及概念史研究,依据不同的知识脉络传统。诺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重视人类思想深层次稳定不变的观念单元,使概念史成为不同经典作品对同一观念单元的历时性表达。科塞勒克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概念史就成为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把思想观念纳入社会变迁的同一范畴,在史观、史料、概念选择方面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是语词史的典范,关注重要语词的词义变化,以此展示概念、观念与社会的同频变化。三种概念史类型对深层的观念、表层的语言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各有侧重,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都集中关注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概念史研究需要警惕"语言的牢笼",思考西方思想与传统观念如何共同塑造现代中国社会。     

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儒家与中国传统的文教政治

对于中国政治秩序中政教关系的理解,应摆脱20世纪以来宗教化、意识形态化与知识化路径的限制,反思政教一元/二元、政教分离/合一等论说的格局缺陷。"政教相维"下的兼体分用,一方面指出儒家中国的文明安排中政治与学教持有同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秩序,形成一个整体的生成维持结构,同时二者之间经由不同的秩序力量得以表达,其间有功能和机制的分工或分化。由此形成的文教是一种公共道理意义上的根本精神模式,既非西方文明语境中的宗教,也不是与现代"主义"政治配套的意识形态,更不是单纯的学术知识这一理性化形式。政教相维制体现出儒家思考秩序构成的独到精神。     

“天人合一”不能归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伦理学”是在20世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其中的“深层生态伦理学”将现代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归咎为西方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现代工具理性,希图重建一个以自然主义为理想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文明模式。这些生态学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从东方古老的宗教文化中找到了诸多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因而被称之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也借助这一契机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对话:在对话中,很多学者把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简单地归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