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人生经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生经历对其信仰发生影响的标本.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位亲身经历了20世纪历史的人.霍布斯鲍姆笔下的20世纪历史就是在保存他生活经历和对世事洞察的记忆.马克思主义是霍布斯鲍姆认识20世纪历史的方法.个人的经历直接对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信仰弱化的积极回应——评黄明理博士《社会主义道德信仰论》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变期。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和转变,共同价值信仰的弱化就是这一转变的表现之一。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信仰变为纯粹的私人事务,共同的价值信仰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可能,现代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后信仰时代”或“无信仰时代”,因此,无需为共同信仰的弱化而忧心。实际上,在我看来近代以来信仰的私人化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适应个人独立和个性化的需要(锋芒直指教会和专制统治),突显了信仰的内在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它也大开了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闸门,个人的感性任性在个性自由的烟幕下,肆无忌惮地颠覆着合理而崇高的信仰。这也是现代性的重大悖谬之一。信仰是人安身立命之精神根基;共同价值信仰的存在之所以是必要的,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信仰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它还关涉社会成员间的根本利益,从而成为约束和超越个人利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也就是说,它还是个人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因此,正在稳步推进现代化的当代中国,面对信仰失落的挑战,不仅要讲信仰,而且要讲社会主义信仰,要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包括道德信仰在内的种种具体信仰...     

中国神学的先驱——赵紫宸

赵紫宸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基督教理论架构上有所建树的基督教思想家.他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诠释基督教思想,并试图通过这种诠释为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心理、社会和文化的根基;他是中国最早尝试创立"基督教哲学"思想体系的知识分子,也是第一位提出建构"中国的系统神学"、并进行初步尝试的基督教思想家;他撰写了国人第一部宗教哲学方面的著作,第一部关于耶稣的详尽的传记.他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界也享有较高声望,被誉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近代中国一位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     

20世纪美术的生动画卷——读《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有感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一部视觉盛宴般的巨著,是西方学者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作品,这本书并不是对当时个别艺术天才的研究,而是力图通过一大批艺术家的境遇展现20世纪中国"艺术界"的整体状况。这是一幅个人追求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相互交织的画卷。苏立文的著作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内容涵盖大陆、港台、海外的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关涉的艺术类型除了绘画还有雕塑、戏剧、文学等,既像一本文学作品,又像他的个人笔记。     

“仁”的现代重建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探析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再度崛起的精神文化基础,而这一过程不能不以最合乎民族文化心理的方式完成。孔子的“仁”塑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它是对宇宙人生的总体式领悟,是不断开放并不断完善的生命追求状态;它代表了孔子对完美、至善的表达,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生命信仰。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境遇下,“仁”的开放性、生成性特质,使得“仁”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境遇下,通过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反思,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深层的心理根源与文化信仰。     

儒学传统的改建——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

<正> 陈荣捷在其中国哲学资料一书中提出,朱熹对中国思想发生的影响达到了与孔子相等的程度。朱熹是过去八个世纪中儒家传统的最权威的解释者,而且他的学术影响至今仍然在整个东亚回响。的确可以说,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之前,东亚社会和政治中最权威的价值观念,就是朱熹传统的儒学。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德川时代的日本和李朝时代的朝鲜,朱熹的思想不仅在学术上为政府所采纳,而且也在实践上为政府所推行。如果说在近代以前,朱熹的世     

试论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理想

正太虚大师(1889-1947)是近代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领袖和改革家之一,他继承融汇中国佛教传统,志在革除佛教在封建时代所附着的尘垢和弊端,力图引导其能契理、契机地适应新的时代,走向现实人生,化导社会、人心,被誉为"近代佛教的马丁·路德"。太虚大师还是继杨仁山居士之后,具有世界佛教视野的又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事业,组织创办了"世界佛学     

19世纪在华西人西方文明化的基督教观及其神学后果

19世纪传教士们一方面致力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非西方性和普世性，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西方近代文明的优胜来彰显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从而基督教化被描述和许诺为西方文明化。这意味着基督教被重新打上西方性的烙印，亦即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之普世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其神学后果来说，19世纪传教士观念中的基督教既有限度地缓和了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属地事物的批判，又从关心灵性和彼世的视野中向世俗世界下降。此外，尽管19世纪传教士们事实上将基督教的普世性打上了西方性的烙印，整体而言他们往往拒绝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传统来建构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或者中国基督教神学，因而是狭隘的。     

近代回族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前身是传统士大夫阶层。20世纪初，清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迈出重要的一步：废除科举制度，大办新式学校及派出留学，为中国培养了真正具有近代含义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回族新式知识分子也应运而生，进入中国社会大舞台以及回族民间。     

威廉·科贝特与19世纪初英国激进运动

威廉·科贝特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激进思想以传统主义和宪政主义为核心,主张通过温和政治改良变革"腐败的旧制度",引导劳工大众放弃地下密谋支持激进主义,从而推动民众激进运动的发展和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现。科贝特在19世纪英国的激进运动和社会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转型时期社会弊端的批判为近代英国政治社会改革和成功逾越转型期陷阱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佛教入世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佛教的重要特点.就具体途径而言,投身民族救亡、对治近代社会弊端、重建传统道德价值、关注人生问题、拯救百姓疾苦等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入世途径.分析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历程,而且对透视当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温和地坐在黑暗里

正美学家朱光潜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有缺陷,有缺陷就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天地。朱先生温和地坐在黑暗里,感受"无目的"的人生清凉。他智慧地面对世界和个人处境,愿用一切美德来换心性的温和。"温和地坐在黑暗里",这是一种多么从容和睿智的人生态度啊!如今,时代不同了,环境变了,可这句话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单从个人境遇的角度说,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黑暗中,你是不是能够做到态度平和?你是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上)——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变。佛教在此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近代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为佛教从出世向人世转变。从而进入社会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判教看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

正太虚面对近代社会危机及佛教自身的危机,提出了新的判教体系,并展开了"人生佛教"的新佛化运动。"人生佛教"是以他对佛法的判摄和对时机的判断为基础的,从判教思想契入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他的思想的教理基础,也更能理解"人生佛教"的时代意义。一清末至民国是一个中西古今文化相互碰撞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解构和重构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在民国佛教判教活动中充分表现     

社会信仰研究:以社会认识论的视角探索信仰问题

信仰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突出的重要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学界对个人信仰问题已有诸多研究,而对社会信仰问题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从社会认识论相关理论来看,信仰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而且也包括社会。社会信仰论是关于社会信仰的形成、发展、冲突、危机与建构的基本理论。社会信仰研究力求探讨社会信仰发展的一般历程,从而确立建构当代社会信仰体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信仰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 以社会信仰作为研究主题,克服把信仰研究等同于个人信仰研究的局限,把信仰研究进一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评《嵇康美学思想述评》

长期以来,魏晋风度都是知识分子"人生艺术化"追求的理想状态.在那样一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社会动乱和礼乐崩坏反倒将人生推向了巅峰状态——审美的境界.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16世纪的‘文艺复兴’.     

寻索身份:赵紫宸处境神学的努力

赵紫宸(1888-1979)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神学教育家、基督徒作家、诗人、圣诗作者和著名的教会领袖。他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致力于创建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他的神学是其在自己的文化、社会、政治处境中信仰寻求相关性解释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其处境神学的思考中,他又努力寻求基督教的独特性。在其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努力中,他清楚自己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他是基督徒,更是中国人。他竭力要说明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应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此多一个基督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基督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神与人、宗教与伦理是其神学运思的两个焦点,通过这样的神学思考,他试图构建一个为人生为社会的基督教。他的这种努力也表明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可以也应该有双重的效忠。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哲学勃兴的三大征兆

目前,哲学受到冷淡.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哲学沉寂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的哲学没有形成与自己的新时代相匹配的理论高峰.19世纪有自己的哲学高峰,那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个时代的哲学高峰,需具备三个条件:(1)整合那个时代的科技精华;(2)映现那个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3)满足人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渴望,因而能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发挥价值导向作用.19世纪中叶诞生的唯物史观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它把蒸汽时代的哲学理论发挥到了最高水平.但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哲学,都未能形成整合当代科技成就、映现当代文明的新的哲学高峰.由于哲学落后于时代,因而遭人冷淡.     

对中国近代两次庙产兴学风潮的反思

一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的杨文会居士，于1911年10月8日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几乎成为满清覆灭和民国肇兴两个时代的分界。但旧的拖住新的，民国诞生并不意味着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得到解决。相反，由于权力真空的出现和价值世界的失范，对佛教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正是由于这种危机的出现，迫使佛教界奋起，在民族、社会和宗教等各种矛盾的夹缝中，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寻求自己发展的契机。杨文会复兴佛教的事业，主要在信仰和文化两个层圈中进行。在信仰层圈，他赋予佛教以理性的色彩，并以毁家护教的大悲愿行，树立了近代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