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蒙尼德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

中世纪犹太思想家迈蒙尼德在其两部主要的哲学-神学著作《迷途指津》和《律法再述》中,就宇宙生成论和先知论问题作出了两种相互歧异的观点表述。就前者论,《律法再述》持宇宙永恒观,而《迷途指津》则系统批判宇宙永恒论而支持从虚无创世说;就后者看,《律法再述》暗示先知是人类理智与道德德性完善的自然结果,《迷途指津》则着重指出神握有阻止具备资质之人成为先知的否决权。实际上,两书的宇宙生成论-先知论表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分别代表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一神论形而上学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迈蒙尼德为何在两部著作中持不同观点,他究竟倾向于何种立场,则成为中世纪哲学研究界长期争论的焦点。     

迈蒙尼德论律法、智慧与城邦治理

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经过中世纪阿拉伯宗教哲学家如法拉比的讨论影响了迈蒙尼德的宗教哲学思想。迈蒙尼德在探索如何处理希腊哲学与犹太教传统之间的关系时,面临如何处理个人对终极幸福的追求与理想城邦的治理之间的张力问题。他指出尽管所谓"哲学王"在凭其智慧治理城邦时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的优势,具备至高无上地位的神圣律法才是维持民族文化认同、维护城邦社会中公平正义以及个人实现终极幸福的基础,同时迈蒙尼德也强调对犹太教律法所作的任何修订都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     

从“对神的理智之爱”看斯宾诺莎与犹太思想的联系

斯宾诺莎是一位有着犹太背景的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思想本质上与传统犹太教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也从自身的犹太根源中获得了营养，尤其受到了迈蒙尼德等中世纪犹太哲学家的启发。本文从斯宾诺莎的世俗化犹太人身份着眼，通过对照分析迈蒙尼德《迷途指津》与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相关篇章，考察二者论“贞爱”和“对神的理智之爱”的内在相似之处，揭示斯宾诺莎并非与犹太思想传统完全切割，而是吸收了中世纪理性主义犹太哲学的精华，并在世俗化处境中对其加以改变和推进。     

迈蒙尼德哲学的当代研究路径

传统观点、当代学者列奥·施特劳斯以及中世纪对《迷途指津》的解读,其共同点在于认为迈蒙尼德关注的是"元哲学"问题:即哲学与托拉(理性与启示)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迷途指津》关注的是古典哲学问题:人类的完满和真正的幸福由什么构成?人怎样或者应该如何处理其形式与质料、理智与肉体之间的张力?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寓言是被先知-统治者所充分了解的作为控制真理传播的工具,这似乎不如皮纳斯关于寓言是"表达先知自己对真理不完整理解的手段"的观点更切中肯綮。《迷途指津》中的寓言是表达人类形而上学知识的片面和局限的媒介,该书正是表达人在试图掌握不完全理解的真理时的知性体验。     

试论迈蒙尼德与斯宾诺莎的古今之争

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的宗教批判是近代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事件。两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理论前提和神学观念两个方面。从理论预设上看,斯宾诺莎强调理性自足,上帝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以及对犹太生活方式的疏离;迈蒙尼德则认为理性无力洞悉上帝的本质,上帝是眷顾人类的意志存在,以及对犹太生活方式的认同和忠诚。在神学观念上,斯宾诺莎强调人法和神法的区隔,理性和想像力的对立以及对神迹的自然化理解;迈蒙尼德则强调神法的双重指向,理性推理和想像力在先知身上的有机统一,以及神迹和神佑的可能性。从根本上讲,斯宾诺莎与迈蒙尼德分别站在不同的理论前提上阐发各自的神学主张,由于缺乏共同的批判地基,前者对后者的批判只具有修辞学的效力,并未真正击垮后者的神学大厦。重思这一典范性的理论事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透视古今双方不同的理论视点和精神偏好,为我们纠正现代性的弊端提供有益的源头思考和自我理解。     

论迈蒙尼德犹太教十三条根基性原则

迈蒙尼德的十三条原则具有某种教条性,囊括了犹太教三大核心要素:上帝、《托拉》、以色列人,是他为犹太教所设立的理论根基。为清除谬见而导致的偶像崇拜、回应教内外对《托拉》的挑战、树立一种出于爱而敬拜上帝的理想信仰心态,并为建立一种理论与律法并重的真正律法学而奠定理论基础,迈蒙尼德设立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虽具救赎意义,但并未取消律法,自觉自动地遵行律法是一个人完全理解并相信这些原则的应有之意。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科学创新人才的德性素质的培养

所谓德性素质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道德德性 ;二是理智德性 ,三是审美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科学创新人才道德德性培育至关重要 ,因为道德德性决定科学创新人才自身的人生目标与价值取向 ,是其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理智德性的培育则有利于提高科学创新人才的科学精神素养。而审美能力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综合则可以使科技创新人才不仅能领悟自然美 ,产生科学 (技术 )美 ,而且能引发其对科学职业的尊崇感 ,进而义无返顾地献身科学事业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用智慧驯化勇敢:古希腊德性政治的演进

在古希腊人看来,"德性"的意思是好和卓越,它与政治的联系几乎不言而喻.如果宏观地考察古希腊的德性政治,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强调勇敢和战争德性的主线,在荷马和各个城邦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条是强调理智和智慧的线索,这条线索也可以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端倪,但主要经历了从智者到斯多亚学派的演进过程,展现出不同的面向.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用理智和智慧驯化勇敢,把勇敢纳入智慧的轨道.古希腊德性政治的不同源流,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罗马式的吸收和转化,进而对后世的德性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德性

德性是人优秀品质中的一种,是由理智或智慧在正确道德观念的前提下根据有利于具有者和他活动于其中的共同体及其成员更好生存的根本要求培育的,通常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好)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好)品质,即道德的品质.它具有指向性、意向性、多维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普适性等主要特征.德性从直觉的层次看是社会道德要求的内化,但从批判的层次上看则根源于人更好生存的需要.德性一般都体现为德目或德性要求,因而具有规范性,但德性规范是构成性规则,与作为规范性规则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一项哲学语法考察

通过对"正义"的哲学语法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个全球地方化的时代,人类需要一种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我们思考"正义",便需要同时注意到"正义"的三重面相,即旧义、翻译义和新义。我们应当从"正义"相对于"justice"的"偏离"中细心体察汉语思想自主创新的端倪,进而通过思考自觉地参与到"正义"之新义的生发过程。Justice以权利为中心,彰显个体自主原则、平等原则和理性原则。与之相比,天人共同体视域下的正义观同时强调先天道德情感、特别是仁的普遍性,它也对justice所隐含的原子式理性个体的预设提出质疑。同时,此种正义乃是在天人共同体的视域中理解人,包括人的担当与理想之境。正义的国家理当助成全人类中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在天地之间"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易·乾·彖传》)。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幸福.属人的幸福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实现的最高善,即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灵魂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又包括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以合于沉思的理智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以合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但它是属神的生活,不是属人的生活,人只能以其神性的部分来过这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第二好的生活,并且它是属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但现实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政治的生活带来的是属人的幸福,它与城邦的善联系在一起.此外,即使一个人过着沉思的生活,也同样需要拥有明智的品质,做符合道德的行为.     

理智卓越、真理之爱与知识——扎戈泽博斯基的德性知识论及其批判

扎戈泽博斯基主张用伦理德性来解释理智德性,即理智德性是一种深层的和持久的获得性卓越,包括产生一个特定欲求目的的典型动机和实现这个目的的可靠成功。然而,无论是在对德性进行解释方面还是在解决葛梯尔问题和价值问题方面他都遭遇了困难,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智德性的内在性与知识的外在性之间的矛盾。一种可行的建议就是放弃理智德性的成功要求,全面转向内在主义,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知识解释的辅助因素。总之,扎戈泽博斯基对理智卓越的追求和"真理之爱"的召唤重续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促进了知识论与伦理学的融合。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社群主义德性观

当代社群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伦理理论误区的基础上论述了德性伦理,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义务论道德在相互论战中都忽视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需要复兴古典的德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复论述的德性.德性与幸福紧密相关,同时以理智和基于知识的正确选择为核心,而根本的德性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即中庸之道.公平、正义等不是绝对抽象的,它与人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实践相关.这些论述对于人们认识现代社会所疏离了的德性,注意培育美德,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要求政治人物保持操守,坚守德行,防止腐败,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当然,如何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复兴古典德性,防止停留于空幻的议论,真正实现德性践行上的进步,是社群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     

人为德性与文明社会的秩序构建——对休谟正义理论的辩护性阐释

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克服现代个体自爱与社会性之间系统张力的重要理论努力,但这一理论一直面临一项质疑:正义作为人为德性,其"德性"面相与"人为"面相存在内在矛盾.针对道德心理机制和人为秩序构建过程的细致分析表明,一方面,休谟的德性理论重视行动后果,主张对行动后果的同情是道德评价的出发点,能够为服务于功利后果的人为制作赋予道德尊严;另一方面,休谟的人为秩序构建理论强调动态过程,在小型社会到大型文明社会的演化中,开明自利的自然动机和正义感的道德动机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德性论"与"人为论"彼此支持,共同奠定了大型文明社会的正义秩序.     

柏拉图的劝诫神话解析

古希腊文版《法礼篇》(Nomoi)以"神"(theos)为开篇第一字,随后关于"神"或"诸神"存在及其德性的讨论随处可见。相比之下,第十卷里的神学理论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这里,柏拉图基于法制教育与道德劝诫的目的,首先从五种违法行为与惩处原则谈起,认为"在年轻人傲慢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