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兴城佛寺考

隋唐佛教大兴,京城大兴城佛寺林立。迄今为止,对隋代大兴城佛教寺院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涉及者主要关注唐长安时期寺院情况。本文着眼在佛寺以及少量的佛堂,不涉及内道场,研究范围为皇城之外的坊区。通过综合考察研究,共得佛寺116座,其中僧寺91,尼寺25。同时,发现大兴城佛寺的分布很不平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有65坊的佛寺存在史料记载。寺院的建造集中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炀帝大业七年(611)之后急剧衰落。同时与116座佛寺有关之重要佛教人事亦一并择要录出,以见当年大兴城佛学研习与佛教流传之概况。     

天镇盘山显化寺

<正>大同天镇县城东南行8里,在重峦迭嶂中隐藏着一座古刹——闻名遐迩的盘山显化寺,俗称"盘山寺"、"盆山寺"、"盘山显化寺"。显化寺始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明嘉靖年间、万历年间、清康熙年间、光绪年间均有修缮。初建时为佛寺,清代时形成释、道、儒三教合一的寺院。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寺院“住持”称谓考

"住持"在佛教经典中原是护持、传承佛法之意,到了北宋中后期始成为寺院首脑的职位称谓。南宋初年,在政府行政命令影响下,以"住持"指代寺院首脑成为普遍惯例。晚唐五代宋初禅宗所说"住持"原指禅寺独特的组织管理模式,并非寺院职位;随着"住持"名位化为寺院首脑的职名,领导禅寺的长老也被称为"住持"。     

六朝都城佛寺建筑美学探究

南京在六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都,而佛寺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建筑,见证并承载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的兴盛与发展。根据文史资料,以六朝都城的佛寺建筑为考察对象,探究佛寺建筑的美学价值。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建筑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佛寺建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其历史与文化;建筑形式的美学探究,一个时期的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头脑中艺术思想凝结的结果,通过对形式的探究深入研习其所要表达的内在内容;对佛寺建筑"意"的思考,给现在佛教寺院设计中以更多的启发。     

钟板常住宫观间——道教钟鼓的文化内涵

道教十方丛林里讲究的“钟板常住”,是讲道教丛林以钟板为号令,召集道众以及报时、安排日常生活事务。钟板交接有严格的定制,名曰:“过钳锤”。钳是互相钳接,环环紧扣,混元一气,不紊不乱,雅静肃穆,为常住之仪范,故当慎行其事。钟鼓二楼设大殿前左右两方,古有“左钟右鼓”之称。清晨称“开静”,即打开一夜之沉静,晚上称“止静”,即停止一天之活动复归于宁静。清晨先击钟后击鼓,晚上先击鼓后击钟,故又称之“晨钟暮鼓”。道教宫观里的钟一般分大钟、报钟、忏钟、帝钟四种。忏钟、帝钟用于道场中,而大钟与报钟用于开静止静。古时的钟最初为竹、…     

湖州铁佛寺与观音中国化

在浙江省湖州市繁华的主城区,有一座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的寺院,那里供奉着一尊北宋乾兴初铸造的铁观音菩萨立像。据说,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观音变女相菩萨像,其容貌具有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女性的特征,故被我国学者誉为"东方维纳斯"。因此,这座千年古刹,也被视为观音中国化的典范。它,就是湖州铁佛寺。     

空间置换:后周开封限佛原因探析

在认知都城开封的特殊性、后周太祖与世宗连续裁废寺院的基础上,结合开封的城市建设,通过对不同时期寺院的地理分布、世宗限佛后对寺院处置的考察,认为后周在开封的限佛活动主要是为获取旧城内部分寺院所占土地进而缓解官方用地紧缺的困境,创建新寺院并非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更多地是为了安置裁废寺院与在京新受戒的众多僧尼。官方转换旧城空间的努力,在北宋初对佛教政策发生改变后仍在进行,而等觉禅寺的迁址就是很好地说明。     

佛教寺院之“山门”、“三门”名义辨正

作为佛教寺院主体建筑的大门或者外门,不同时期的文献或作"山门",或作"三门",晚期文献还记载有专门的山门殿或者三门殿建筑。汉译佛教经典中却没有任何有关山门和三门作为寺院主体建筑的载录,各种专业工具书对于二者的解释多笼统含混。通过从山门和三门的命名渊源进行比对,考察出三门代指寺院大门,在初唐时期,其命名与"三解脱门"有关联;而山门代指寺院大门,在中唐时期,其意义生成源于南北朝时期以山门代指寺院,二者词义生成的路径完全不同。     

中国佛教协会:不赞成在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寺院“头香”“头钟”

<正>新华网北京2月15日电针对近日某网络拍卖平台举行"2015祈福拍卖大典专场",公开拍卖寺院"头香""头钟"一事,中国佛教协会新闻发言人15日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不赞成在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寺院"头香""头钟"。这位发言人表示,所谓"烧头香""撞头钟",并非源于佛教,不是佛教本身的内容。烧香是佛教常见的供养三宝的方式,可以使烧香者获得相应的功德。然而,烧香供佛所获功德的大小,不在于时间的     

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销——唐代诗人的游寺诗与宿寺诗

入唐以来,诗和中国佛教同时进入鼎盛时期,一些名士和名僧凭借寺院相互酬唱或独抒胸臆,遂使题咏佛寺的诗作骤增。“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汉·许慎《说文解字》);唐代李华说:“古者官之庭为寺”。东汉永平年间,西域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至洛阳,初住鸿胪寺,后迁入白马寺,创汉地僧寺之始。此后,佛寺随佛教的隆盛日益增多,至唐代“天下僧寺总五千三百余所,私庙兰若不与焉”。寺院的规模也十分可观:“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     

佛教寺院与佛像

汉地佛教寺院在汉代时主要按汉代的官署布局建造,不少官吏、贵族、富人舍宅为寺,由此沿袭下来,佛寺的格局总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相似。院落重重,层层递进,回廊相绕,引人入胜。唐代以前,汉地佛寺主要有石窟寺、塔庙两种形式。北魏至唐代,相继开凿了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供奉石刻佛像,绘制精美壁画,并在石窟周围建立寺院。“天下名山僧占多”,随着佛教的传播,僧人在封建王朝的扶持下,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建立了众多佛寺。塔庙,也称浮图寺,它以塔为中心,周围建以殿堂、僧舍。塔中供奉着舍利、佛像等,是寺院的中心…     

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地区有"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山东、河北等地有几处规模较大,而且多数是佛像残件。从造像纪年和碑刻记载分析,这种集中埋藏造像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北宋时期。这种行为是当时寺院普遍流行的一种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山东,还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份。这种行为不是"三武灭佛"时所为,而是一种护法之举,残损不齐的佛像被等同为舍利集中埋葬。从当时舍利瘗埋葬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方式的发生。     

敦煌藏经洞封闭与北宋“舍利”供奉思想

对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已提出多种学说,但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我国多处佛教考古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北宋初期无论皇家还是寺院僧人以及民众信徒,盛行着建塔修寺崇奉"舍利"之风。寺院间早年积累下来的佛经和佛像在不能丢弃的情况下,被当作"感应舍利"给予埋藏。其目的就是让这些佛法圣物得到永久的"安息"和保存,是一种护佛弘法、做功德的行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所致,大量的旧佛经被作为"舍利"予以封藏,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则作为舍利供养物伴随封闭。这种行为的产生与北宋和敦煌地区的佛教发展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略论北魏佛教寺院之功能——以《洛阳伽蓝记》为中心

<正>由于北魏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域内宝刹林立、香火鼎盛,盛况空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1]而及至北魏末年,各州郡所立寺院已达三万余所。《魏书》中云：“（北魏）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2]北魏佛教之盛,可见一斑。本文将以对北魏洛阳佛寺记载翔实的《洛阳伽蓝记》为文献基础,对当时佛寺的社会功能做些初步考究。     

中古时期寺院金融的发展及其启示

中古时期的寺院金融通过传播佛教信仰来维系公众的商业信用,即依靠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以动员社会资本并约束借款人,这是寺院金融不同于本土金融之处。正是这一点,使得寺院金融在南北朝时期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最早的依靠社会资本放贷的金融"机构"。同时,也正是这一点,造成寺院金融在佛教热降温的唐中叶后迅速衰落。中古时期寺院金融的发展,对当代金融业的发展亦有重要的启迪。     

“鸠占鹊巢”式的佛教改革——五台山广济茅篷的崛起(1906—1939)

近代佛教改革中存在着"鸠占鹊巢"的模式,其特点是外来僧人或世俗力量进入既有的寺院体制,并逐渐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常常表现为寺院内部关于寺产、寺院管理权、宗派定位等方面的争议,并常有外来者的介入。位于山西五台山的广济茅篷作为民国年间影响颇大的寺院,其改革的个案体现了外来者与本地人、改革者与既有体制、改革话语与权力格局等诸多问题,不仅展现了近代五台山的佛教生态,而且亦反映了近代佛教改革的重要特征及问题。     

西双版纳举行迎接斯里兰卡圣菩提树安奉法会

本刊讯10月25日下午,西双版纳总佛寺内诵经声声、香火缭绕。来自州内各地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上千名傣族信徒,身着节日盛装,手捧蜡条、新米和彩纸,早早地就在通往总佛寺的公路两边排起了“长龙”,迎接斯里兰卡佛教代表团暹罗教派阿斯吉里派大长老一行11人,不远万里从斯里兰卡送给总佛寺的三棵菩提圣树。17时30分,在迎宾队伍欢快的吉祥舞蹈和信众欢呼声中,一辆装饰华美的花车缓缓驶入总佛寺,车上两名眉目清秀的小和尚双手托着3株菩提树,小心缓慢地从车上下来,将菩提圣树安放在佛殿前的供桌上。此时,信徒们纷纷涌向寺院,将鲜花和供品恭敬地摆…     

开福寺简史

开福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北区新河附近。五代十国时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沙门保宁在楚王马殷及其儿子马希范的支持下创建。初时住僧近千人。北宋时,寺院佛事兴隆,高僧辈出。宋初,出了一个擅长医药的洪蕴和尚(936～1004),俗姓兰,长沙人,年十三出家,禅诵余暇,兼攻医术,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宋太祖赵匡胤召见过他,赐紫衣方袍,称广利大师。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诏求医疗经验,洪蕴录数十处方以献。宋真宗     

寄给历史之书札——王献之

正王献之简介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名官奴,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王羲之第七子、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婿。历任州主簿、秘书郎、司徒长史、吴兴太守、中书令等职。与其父王羲之并称为"二王",与张芝、钟繇、王羲之并称"书中四贤"。去世后追赠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