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由儒家学派提炼并理论化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的基本态度、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儒家经济伦理体系是围绕着义利关系展开的,以"见利思义"为核心,以"仁"、"义"、"诚"、"信"为根本.我们无论着眼于儒家经济伦理的发源地还是着眼于"儒教文化圈",无论着眼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当代中国,儒家经济伦理对于社会发展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内部集体抗争中的高风险人群

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     

"白丁"自强,终成巨匠

正在封建社会,登科出仕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没有考取功名的白丁难有一番作为。但在晚清时期,却有一位叫徐寿的"白丁",他毅然放弃科举另辟蹊径,自学成才创造了中国科技史上多个"第一",成为公认的近代科技巨匠。1818年,徐寿出生在无锡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伶俐,     

福趣——民间美术中的"福"造型

但凡中国人都喜欢多福多寿、平平安安、吉星高照、五福临门,因此无论大事小事都会祈求"一帆风顺".中国人崇尚道德,凭借良心办事,讲究心安理得,"吃亏者常在"、"吃亏是福",所以也就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俗话.     

“文化失调”与“礼俗”重构——梁漱溟论“教化”“礼俗”“自力”与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涉及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但从梁先生肯定"教化"、"礼俗"、"自力"传统,强调乡村"新礼俗"建设来看,梁先生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是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思考。梁先生曾说:"乡村运动是一个社会运动","亦可名为文化运动"。梁先生将"乡村运动"理解为"社会运动"与"文化运动",是因为梁先生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贫穷落后,理解为文化落后,并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于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崩溃,只不过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一个缩影。因此,中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实为振兴中国文化。同时,梁先生认为,中国这个国家,"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要振兴中国文化,只有"从乡村作工夫",通过在乡村建设中恢复"教化"、"礼俗"、"自力"的文化传统,"伸张、发挥、开启""理性",重视"自力",发挥中国人的"主体力量",重构乡村的"社会构造",恢复乡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够在整体上达成"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的目标"。     

在什么意义下说马克思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一个涉及马克思与形而上学"颠覆"的问题

一马克思发动的哲学革命是否意味着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终结 近代哲学以来,没有什么思想比"形而上学"更遭人批驳和唾弃的了.甚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曾对形而上学展开过批判,他们都怀有试图"走出形而上学"的最初愿望,但最终却不得不重新回归"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德国古典哲学内部首先发起的攻击,虽然形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最初打击并使它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是这种攻击充其量属于形而上学内部的"颠覆和造反".借用卢卡奇的一句话说,就是"走向内的道路",即反对形而上学又坚定地走向形而上学的道路.德国古典哲学家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形而上学的真正"颠倒",但毕竟为后人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影",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的哲学可以说既是诱入形而上学的"鬼火",又是走出形而上学的"路标".     

再论中国社会的"关系"及其公共性提升

本文试图探讨中国社会的"关系"与信誉(trust)、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治理(governance)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现实中,信誉、社会资本、治理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在社会意义上,信誉是一种有别于个人层面的社会信誉.社会资本是一个源于经济学的有用概念,但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治理是一种政府管理的新型调控机制,通常强调不同社会部门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为了保证社会领域中的"公共利益"或"公共性",上述概念已被社会科学家们所使用.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中国面对一些社会问题难以发现及时而合适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境中,"关系"对于谋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往往起着决定性但又是负面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关系"基本上依赖于个人信誉,阻碍着基于客观信息的社会信誉的形成."关系"的个人因素如此强大,致使人们不愿意在日常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消除个人关系.其次,狭义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无论男女据此均可获取某种利益的个人关系网络.但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则意味着,资本的社会维度将赋予超越个人层面的社会利益.从总体上看,动用"关系"是为了达成个人目的而不是其他原因.再次,基于"关系"的中国人虽然正在逐步改进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与外国人的商务活动中仍然保持着"关系"的巨大影响.有鉴于此,提出中国社会中基于关系的治理远胜于基于规则的治理的有关假设是非常自然的."关系"的未来命运理应转向公共领域,而在公共领域中,社会信誉、社会资本和基于规则的治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可以发挥主要作用.这将引导中国走向成熟的全球化.     

"亚洲的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

传教士翻译中国佛教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其精心选择的.虽说他们佛教词典、佛经的英译,仍是在言说"自我",宣扬福音,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佛教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以及那些保守的新教传教士一味地排斥中国佛教不同.研究当年传教士中国佛教典籍英译的得与失,对今日中西宗教文化交往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韩国新宗教发展趋势及影响研究——韩国新宗教的"逸脱"问题为中心

近代以来,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是新宗教迭兴的国家,其教派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深广,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因此,人们常把韩国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日本称之为"宗教大百科".若把韩国和日本的新宗教基本情况及相关问题研究清楚,对了解和研究当今世界新宗教发生的原因、特点、作用、影响等当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群己之辩"与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变革

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群己之辩"只是近代的产物.由于试图在"天理"的框架内安放个人或个性,前近代思想家至多只是赋予"己"以有限的独立性.以龚自珍为发端的价值观变革以"天"与"人"的分离为前提,从张扬以往被压抑的个人和个性开始;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关系重组导致了新的群体意识的产生.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展开的价值观争论,曾经出现过种种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过个性解放的高潮,但近代思想家大多更倾向于群己平衡、甚至群己和谐的理想.只是并没有发现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在"群己之辩"方面的价值观变革并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