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理论的哲学意义

熵理论正在开始对已往科学体系的大厦发起冲击,一些颇有见地的科学家也在尝试运用熵理论对整个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理论、规律和定理定律作再评价。一幅依据熵理论所描绘的自然科学新图景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1)熵理论应用于研究宇宙的演化;(2)理解生命生质的关键是熵;(3)地球的演化本身业已包含着熵理论。     

读《戴震哲学新探》

对大师的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晚年的东西,而对其早、中期的思想则有所忽视.这样是无法把握大师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的.目前学术界对戴震的研究,集中于他的晚年思想,而对戴震的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周兆茂教授对戴震的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作详细的考察.这是周兆茂教授《戴震哲学新探》的特点之一.《新探》将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明白地指出:早期的戴震(32岁前),接受新安理学的影响,而视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这时的戴震,推崇程朱理学,提出“盈天地间,道(理)其体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中年的戴震(32岁到44岁),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与勉以温饱的教书生活,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令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仰日益动摇.一方面仍具程朱的     

论熵定律的哲学意义

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所揭示的是宇宙中一切物质与能量转化的趋向,因而从哲学角度理解熵概念的意义很有必要。第一,熵概念揭示了事物运动转化的不可逆性。这一观点打破了人们那种基于经典物理学的可逆性的基本概念而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可逆性的世界观,同时它不仅要求强化,而且要求改造人类的时间概念,消除诸如规律性被描述成重复性等的看法。第二,     

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

一门以“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信息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简称ＰＩ)不久前在西方哲学界问世了。当代信息哲学的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Ｆ .弗洛里迪 (Ｆｌｏｒｉｄｉ)完成了耗时数载 ,经过广泛辩论的工作 ,并在西方哲学界权威性期刊《元哲学》 (Ｍｅｔ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上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 ?》的论文。[1] 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 ,他详细论述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现在我们便就其产生的背景、内容和研究纲领这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当代信息哲学的情况。一、信…     

机器、思维与信息的哲学考察与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级数和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关系

本文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简单的论证,机器本身没有智能,但人有智能,所以机器有助于人类的思维,但是我们应该对"什么是信息"这个问题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此不仅需要在科学上而且也需要在哲学上需要进一步进行论证,这就是哲学家不可或缺以及国际哲学界何以在新世纪伊始将信息哲学称为第一哲学的理据。与此同时,我们还介绍了莱布尼茨为什么被控制论事后追认先驱的典型并从真理再发现的角度将中国《易经》中的那段"筮法"按照数理逻辑的能行可计算理论而不是按先前数论中的同余式进行了重新解释。最后,从科学史的方面将莱布尼茨的二进算数或二进制级数作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考察,认为它与现代的计算机科学根本没有任何关联。     

临水夫人与妈祖信仰关系新探

临水夫人与妈祖,是福建乃至海内外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女神。从当代信仰情况看,她们从神格、社会功能及地位影响都有较大差异,但是从历史文献及当代大量民祀情况分析,两位女神原属同一神班,妈祖即是"陈林李三夫人"中的林九娘。出于政治需要与社会功利原因,历代统治阶层对妈祖频频敕封,对临水夫人进行抑制,这使得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地域的信众对两位女神之不同的诠释,造成她们主从及神职等方面的转换,其关系十分微妙。     

图灵的三个哲学教益与信息哲学

图灵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哲学教益,它们导向一种新的信息哲学。图灵认为,哲学问题只有在指定了正确的抽象层次方法时才能被有意义地问出。信息哲学的自身发展是对图灵工作的一种延续。     

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

区分物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就是把哲学基本问题具体运用于观察社会。有人认为,从理论上把握物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联系,是一个与哲学基本问题完全不同的问题;把哲学基本问题运用于社会,仅在于规定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所以,为了正确地理解物质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之间的联系,必须首先指出,上述看法是有问题的。有些作者说,物质和存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从物质引伸出来的领域归结为观念。     

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技哲学的基础

The research programme of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 proposed in 2002 made it an independent area or discipline i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s formally accepted in philosophical inquiry. Hence a new and tool-driven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 of PI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has been established.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s an ‘orientative’ rather than ‘cognitive’ philosophy. When PI is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can be regarded as a shift of large tradition. There are three large traditions at large, known as Platonic, Kantian and Leibniz-Russellia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sition of the possible worlds, we have modal Platonism and modal realism, but both of the theories are made in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this essay, it is argued that possible worlds could be seen as worlds in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n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al information theory (MIT). Our interpretation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Leibniz’s lifelong connection with China, a fact often overlooked by the Western philosophers. Possible world theory was influenced by the Neo-Confucianism flourishing since the Song Dynasty of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which is Yijing.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Leibniz’s possible world theory was formulated in respect to the impact of the thoughts reflected in Yijing, in that one of the prominent features is the model-theoretic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to theory construction, i.e., axiom-theoretic and model-theoretic. The origin of the former is from ancient Greece and the latter from ancient China. And they determined the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oretic structures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tradi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endency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changing from the axiom-theoretic to the model-theoretic orientation, at least the two approaches being complementary each other. To some extent, this means the retrospective of tradition in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China’s cultural traditions might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s in formulating the futur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背景转移与信息哲学

纵观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 ,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 ,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 ,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上个世纪 90年代以来 ,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 ,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科学技术的背景转移的具体情况 ,进一步探讨信息哲学作为科技哲学新范式的理据。一　新的科技图式映现新的哲学观回顾科学在 2 0世纪的发展历程 ,可以总结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 ,如上…     

分析哲学:语言、思想与实在关系研究新进展

语言之所以引起分析哲学家的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似乎提供了研究一些主要哲学问题的一种有力方式。以语言意义理论的形式所进行的关于语言的研究,便构成对实在性质的研究。上述这个想法一直就产生很大影响,它是提出真值条件语义学的主要动因,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激烈争论的主要动因。在这一争论中,反实在论者论证说,标准的真值条件语义学所假定的那种实在论是无法接受的。     

哲学性向、生活事件与精神信仰关系的研究

该文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哲学性向、生活事件与精神信仰的关系。研究表明:1)哲学性向对宗教、神灵、金钱、家族崇拜起负向作用;对政治、国家和民族主义起正向作用。2)生活事件对神灵、生命和家庭起负向预测作用;生活事件通过与哲学性向的交互作用对民族信仰起预测作用。     

学医与学哲学的关系

学医与学哲学的关系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卫校（０７５０００）郑凤锁,宋秀珍学习医学,要学习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任何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自觉地学习和使用唯物论与辩证法,就不可避...     

人学与哲学的关系辨正

在国内哲学界,许多人认为,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哲学.然而,这一表面上看来不成问题的命题至少隐含着两个理论上的陷阱:其一,似乎人学只是哲学理论内容的一部分,除此之处还存在着别的不是关于人的哲学或研究与人无关的东西的哲学;其二,似乎人学只是哲学的一种形态,除此之外还存在着非人学的哲学形态.     

艺术哲学与美学关系刍议

近期我国出版了几本以“艺术哲学”命名的书,有翻译外国的,也有我国学者撰写的,对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都有所说明,但对艺术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则没有说,或说得不够清楚,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法国文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对艺术的本质及其产生,艺术作品的分类及其关系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而对艺术     

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宗教与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是最具普遍性的观念形态,都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性质,同属精神性的文化。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试图解决的往往都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人生中的根本性问题,如: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世界上各种事物以至世界本身究竟如何形成,个人以至社会历史的命运为何种力量所支配和主宰等等,宗教和哲学都曾对此做出了自己的答案。正是由于关注的问题有着这种一致和重合的关系,宗教和哲学便在人类历史上结下了不解之缘。宗教里有哲学,哲学里也有宗教。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哲学则常把宗教视为神圣的教义信仰和哲学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审视台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哲学、人学与人

哲学家们不同的哲学理论 ,在某种层面或意义上 ,都是关于人的理论的某种独特的表现形态。从世界观层面上说 ,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理论 ;从人学观层面上说 ,人学就是哲学视野中人自身的理论 ,或者说是关于人自身的一般本性的理论。因此 ,既不能撇开人、撇开人的活动来理解哲学世界观 ,也不能否认或消解哲学的世界观本性 ,把哲学归结为人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观是科学的人学观。它的创立 ,实现了人学研究中方法论上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转变 ,从而开创了当代人学发展的全新前景。一、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理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     

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追思戴维森

一当8月30日晚获悉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教授在当天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的心情的确可以用“十分震惊”来形容。这一是因为,大约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17日)我和他在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时,戴维森教授不仅身体看来很健康,而且精神矍铄;虽已86岁高龄,但仍思维敏捷。的确,我     

法言坛与槐轩学派传承关系新探

法言坛从清代乾嘉时期至今,在巴蜀地区传承约200余年,其中刘沅与槐轩门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法言坛的传承与发展除了和刘门的设帐讲学、秘授丹道功法和斋醮做会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与刘沅的子孙和门人在巴蜀各地踵行教业、广阐其教密不可分。法言坛借助槐轩学派在巴蜀地区的传播而发展,在成都市区、简阳市、新津区、邛崃市、三台县等四川各地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