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谎言禁令中的困难、批评与解释

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说谎,即使在"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也应说真话。这一"谎言禁令"备受批评,被认为难以与生活实践和道德直觉相容。从康德提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出发,只能推出"撒谎借钱"不能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若能正确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主义及其普遍化与可逆性标准,则"谎言禁令"不会被"简化"地陈述与理解,"撒谎救人"的准则也能够通过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在某些特殊的、类似"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不说真话也不会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产生矛盾。     

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谎言对儿童人际信任的影响

通过情景故事法,探究了7～12岁儿童对不同身份（老师、同伴）说谎者实施不同类型亲社会谎言（利他谎言、互惠谎言、伤害第三方谎言）时的人际信任程度。结果发现：（1）7～12岁儿童对实施亲社会谎言者的信任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在7～9岁逐渐增加,而9～12岁逐渐降低。（2）相比互惠谎言和伤害第三方谎言,儿童对利他谎言实施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更高。（3）相较于同伴,儿童对老师实施互惠和伤害第三方谎言时的信任程度更高。研究结果有助于明晰儿童如何看待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谎言,并为研究儿童人际信任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向谁而说的“高贵的谎言”?

在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的“高贵的谎言”,成为读者理解和接受柏拉图的最大阻碍之一.本文考察了几种流行的解读及其不足之处,并试图探讨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即“高贵的谎言”并非针对被统治者而说的谎言,而是首先针对统治者(护卫者)而说的谎言.这种解读或可为理解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政治权力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自由)才能获得的东西.     

善意之谎言是否可以说？——基督徒为什么要弃绝谎言？

一般来说,谎言总是与相联系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在＂谎言＂前加上了＂善意＂一词,于是,＂谎言＂就变得容易被人认可,虽然从行为动机上讲它是善良的,可是,为达成善之上的使用的却是善的手段。这就引起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许多人的争议,基督徒能否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呢？以下是一些同工在这个问题上个人的思考,或许其中观点略有差异,但都在尊重圣经原则前提下进行的伦理探讨,仅供大家参考。     

测谎者的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在谎言识别研究中,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人们在意识层面上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仅仅略高于随机水平。于是, 大量的研究转而考察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的影响。本文从测谎者的角度出发, 考察测谎者的无意识加工是否可以提高其谎言识别的正确率。本文梳理了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理论建构, 总结了无意识谎言识别的实证研究, 从无意识的信息接收、信息接收后的无意识思维以及无意识判断决策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近年来的重要的成果和主要的争议。针对目前研究的困境, 本文提出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理论建构、交互式谎言情境、线索加工匹配效应、测试生理和脑激活指标以及无意识谎言识别的应用等五个方面。     

基于语言内容的谎言识别

语言内容线索是识别谎言的三种线索之一, 主要分为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和真实监控两个模型。语言内容线索模型主要有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真实监控、人际欺骗理论和语言接近度等4种, 这些模型在理论基础、识别标准和识别有效性上各不相同。此外, 年龄、社会技能、幻想倾向、文化差异、事件熟悉度、人际互动和询问策略等因素都会影响语言内容线索的有效性。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整合模型、发展谎言线索、量化线索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语言内容线索, 并通过发展主动识别技巧, 结合非语言行为线索以提高语言内容线索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关于“善意的谎言”与“属灵的智慧”之省思

原文学：＂谎言＂一词的希伯来语原义为＂说谎、不真实、虚假＂,相关译词为＂谎诈、虚假、谎、假、谎话、虚谎、谎言的、哄人的＂,字源于＂撒谎、欺骗＂一希伯来语单词;而＂谎言＂希腊语原义为＂撒谎、说假话、诈骗＂,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3~4岁幼儿谎言概念理解的特点及心理理论、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

以165名3~4岁幼儿为研究对象,采用情境故事法考察谎言概念理解的年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幼儿心理理论、父母教养方式对幼儿谎言概念理解的作用。结果表明:(1)幼儿对说真话行为与说谎行为的概念理解不是同步发展的,对说谎的概念理解要早于对说真话的理解,4岁幼儿的谎言概念理解水平高于3岁;(2)控制幼儿的年龄和言语能力后,心理理论与谎言概念理解显著正相关,专制教养方式与谎言概念理解显著负相关;(3)幼儿心理理论在专制教养方式与谎言概念理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真实的道德冲突对个体道德成长的意义

个体的道德成长是在不断解决道德冲突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个体道德成长应该面向真实,接触真实,向真实发问,而并不仅仅是通过虚拟情景下简单的道德选择模拟实现。真实的道德冲突及其选择对个体道德成长的意义,集中表现在主体在道德选择的过程中和道德实践的基础上,主体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都得到了具体实在的检验和升华,实现了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的统一。在真实的道德情境中恰当的设置道德冲突,才能真正促进个体道德的成长。     

道德与自由——对康德道德学说的一种探讨

康德持有一种"道德为自由辩护"的信念,即认为自由因为道德而存在。但道德是历史的,自由不仅可以与道德共在,而且更内在地要求不断摆脱道德束缚。在资源小于需求的时代,尽管自由总是被迫与道德保持很强的关联,道德总是自由的规则,但一切道德本性上都表征着某种不自由,因此也必将在自由扩张的进程中被逐一克服。自由的终极依靠在于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胜利。     

道德运气

康德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跟动机相关,不受运气影响。威廉斯以未尽基于真实历史事实的高更和小说人物安娜为例展开讨论。高更这位画家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背逆、冲撞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如果他最后成功了,他将能为自己提供理性辩护,失败了则不能。而最初,没谁(包括他自己)知道他的追求是否结出正果——这有一部分依赖于运气。威廉斯对这一阐论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做出辨析,运气(指的不是意外受伤之类,而是内在于其计划的运气),成功(不是功效主义意义上的,而是指他最终成为他曾希望会是的那个人),辩护(理性辩护可以回溯性的,且不一定能为所有人接受)。他尤其详细地阐发了行为者憾恨的概念。本文的结论是:道德并不免受运气影响。     

宗教的伦理维度及邪教的反伦理本质

<正>教与邪教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具体而言,宗教的所言、所行体现的是否与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价值理念相符合,是否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如果相符合,则具有道德合法性,属正教;如果相违背,则不具有道德合法性,为邪教。现代宗教道德合法性的根基在于是否以追求善为目的,是否符合人道的要求。邪教恰恰在上述两个方面背离了正途,它不是如其所标榜的引人向善,而是迷惑人们,引其泯灭人性,走向邪恶。就此而言,邪教当然无法得到道德的辩护。     

“实用人类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新解决方案

施莱尔马赫对《实用人类学》提出一个经典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人类学在批判体系内无法兼具，否则与批判哲学的原则冲突。学界称之为“施莱尔马赫两难”。康德将实用命令式称为假言命令式，与作为道德命令式的定言命令式相对。这使得“从实用观点来看”的人类学能否与康德式道德学说相容成为争议焦点。细致辨析康德的建筑术则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替代方案：实用命令式是选言而不是假言的。这个方案通过解决“实用的”之归属难题，将《实用人类学》的批判性基础更清晰地定位于判断力，指明了实用人类学既相关于道德又相关于经验，并且不会在康德批判体系中产生矛盾，因此是回应“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更优选择。     

孤独症个体的谎言理解及其与对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

选取言语智力匹配的孤独症个体（19名）、典型发展个体（20名）、智力迟滞个体（19名）为被试,动画呈现以言语和非言语信息为线索的两个谎言情景,考察了孤独症个体谎言理解中的谎言行为判断、真假信息辨别、谎言意图理解及其与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结果表明：（1）孤独症个体能够进行谎言行为判断,其困难主要表现在辨别真假信息及对谎言意图的理解上;（2）孤独症个体对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越好,对真假信息辨别也越准确,而谎言意图理解则与对自我错误信念的理解有关;（3）谎言线索以言语或非言语方式呈现对孤独症谎言理解并无影响。     

论制度性消极义务及其道德重要性

义务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消极义务又可分为制度性消极义务和非制度性消极义务.制度性消极义务要求制度参与者捍卫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那些制定和参与了不正义制度,给他者带来了严重伤害,自己却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个人或群体,违背了制度性消极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不正义的制度给社会成员带来的伤害远大于个人间的侵犯,因而制度性消极义务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     

正言若反—读王尔德《谎言的衰朽》

通常来说,有“直谅”美称的人,我们往往无法与之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而有时善用谎言规劝安抚的人,也不能就此被我们定为虚伪之辈,而充作仇敌。在钱钟书先生看来,“大凡最自负心直口快的人,同时也最受不起别人的规劝”。所以爱用直谅刺他者,也并不喜欢他人拿直谅来戳己,从而,我们可以看出谎言的诞生可以适当地促成人际之和谐。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听障儿童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的关系：情绪理解的调节作用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讨听障儿童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各层面的关系,以及情绪理解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实验一采用错误信念理解和谎言理解来探讨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各层面的关系。实验二增加了情绪理解任务,并探讨情绪理解在错误信念理解和谎言理解之间的背后机制。结果：(1)听障儿童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谎言意图理解的正确率显著不如典型发展儿童,且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越好,越容易进行真假信息辨别和谎言意图理解;(2)典型发展儿童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越准确,谎言意图理解越好：(3)当听障儿童情绪理解得分较高时,自我/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行为判断具有正向预测作用;(4)典型发展儿童情绪理解得分较高时,自我错误信念对真假信息辨别有正向预测作用,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行为判断、真假信息辨别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这些研究结果不仅表明听障儿童他人错误信念理解对谎言理解具有解释作用,而且推动高情绪理解在谎言理解中的促进作用,以及表明高情绪理解对错误信念理解与谎言理解中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论康德友谊理论的二重性

通过对康德不同时期之友谊理论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考察,可以重新审视康德将友谊划分为"义务之友谊"与"理念之友谊"的内在根据:一方面,基于德性论,友谊是寓于现实世界,兼有对他人爱以及敬重的德性义务;另一方面,出于对理念之"范导性"意义的尊重,友谊又是在经验世界中无法企及的理念,即一种作为裁定所有实践对象和行动之法则的、身为实践完善性之原型的实践理念。据此,文章展现了康德友谊理论的广阔性与包容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其一贯性作出了辩护,即康德的友谊理论并非前后不一的矛盾体系,而是层次分明,兼备二重性的现实义务与道德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