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谐社会观的伦理意蕴

面对启蒙运动所造成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现代社会困境,黑格尔以其合理性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和解。这种"和解"需要"伦理"的内在支撑,即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了促进并维持基于"理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须恪守一套义务,参与共同体的生活;而共同体也致力于充分实现个体自身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达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共生。     

劳动概念中的个人与共同体:黑格尔和马克思

就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来说,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持一种辩证的观点,但是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本质"的不同理解。黑格尔将人理解为从事抽象的精神劳动的主体,而马克思将人理解为从事现实劳动的主体。黑格尔是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来把握二者的关系,马克思则是在现实劳动中把握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在黑格尔的抽象劳动概念基础上,个人与共同体达成的仅仅是虚构的辩证"和解",只有在现实劳动基础上,个人与共同体才能达成真实的辩证和解。     

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马克思的国家观革命

黑格尔在批判地继承了契约主义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只有代表特殊利益的市民社会上升为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国家才能克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早期马克思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离的语境中,并借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提出了对黑格尔方案的批判,但仍没有找到解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现实道路。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揭示的"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的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裂的难题,实现了国家观的革命。     

赤裸生命、例外状态与命运共同体——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困境及其解决

阿甘本以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为核心概念,建构了其生命政治哲学。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人的生命被政治化,人变成了神圣人,人的生命变成了赤裸生命。而这种赤裸生命所存身的空间就是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现代政治治理的典范,而例外状态又以集中营为其典范。阿甘本的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对极权主义和现代政治的批判,它揭示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困境,并试图用形式生命和共同体的建构来解决这一困境。面对阿甘本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困局,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打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壁垒,才是彻底解决生命政治提出的困局之路,也是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

自从有了人类及人类劳动以后,自然界原有的天然物质循环系统就被改变了。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的裂缝日益增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资本的扩张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础上,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应该将排泄物再利用、减少废料、清洁生产等。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现代循环经济思想的核心,即资源再利用、废物减量化、清洁生产等。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它的提出明确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转向,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兼顾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循环经济内在地要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预示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有利于愈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的政治学属性

古希腊学者在构建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学说时,就开始研究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必然存在性。柏拉图提出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主张人类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和权利通过联合的共同体得以实现,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自然力量被贬抑为政治力量附属品。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承认人的政治学属性,认为人是无法脱离政治活动而存在的动物。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后发现,人的政治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根本来源在于劳动的分工和异化。国家的政治关系决定了人的一定本质属性,人的政治性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伦理之善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不是对立的主仆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伦理层面,主张要承认自然的伦理尊严,摒弃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传统,实现人为天地立德,伦理之善的完成必须依赖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化解人与自然的道德冲突与疏离,这不仅需要满怀友爱大爱的生态道德情感,还需要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方式以及与之联系的整个社会制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这不仅是马克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终极伦理关怀,更是他们为人类构建的生态伦理的至善图景.     

中国传统中三种共同体形态及其道德原则

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阶级解放、劳动主体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阐释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个人权利、资本人格和有限政府为核心建构起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个政治哲学命题:"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命题,以"阶级解放原则"取代"个人权利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原则;"消灭私有制"命题,以劳动取代资本,复归劳动及劳动者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命题,用"自由人联合体"重构了个人原则与共同体原则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通过这三个命题,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改写、政治哲学主体的倒转和政治哲学理想的重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论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哲学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实践哲学有着内在的继承、超越关系。马克思以"劳动""社会"和"人类解放"三个范畴转换了"伦理-政治"实践哲学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劳动-社会"的实践理论。它以"劳动"作为普遍实践的原型,把传统实践哲学当作非人活动的劳动提升为人类普遍的本质活动,赋予劳动阶级以一种普遍的实践主体性,使实践不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贵族活动;把实践由伦理政治领域转换到人类活动的基础层面——社会领域,拓展了实践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用社会解放代替了传统实践哲学狭隘的政治解放,使实践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传统的"实践-政治共同体-人的政治本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不同,马克思构建了"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人类解放"的全新理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和历史趋势出发,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学理基础,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伦理精义及现代价值

整个世界范围内生态污染日益严重的的今天,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们认识自然、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全面整体的视角,并提供了一条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线索,从根本上为人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加快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深度解读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伦理精义和深刻意涵,并以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指导,树立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从文本视域和问题视域的实践整合出发,建设人类生存的美丽家园,创造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开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返本开新: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

"天人合一"中的"天"是形而上的天道与形而下的大自然的统一,"人"是源于天与明于道的辩证,"天人合一"关键是以天道推究和规定人道,实现人道对于天道的"诚"与"弘"。面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吸收借鉴"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着力实现人类伦理文化模式的生态转型。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的返本开新,旨在革新人的生存之道,和解和谐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     

现代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在前现代与启蒙政治哲学中,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或是被视为"他者"造成的道德危机,或是成为浪漫主义思乡愁绪和拒斥现代性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频发的流行病成为了规训机制获得合理性的契机,并且塑造了当代自由主义阐释权力与自由、主体与公共之矛盾的基本范式。作为一种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试图揭开笼罩在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之上的意识形态,从而将人与自然界共同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城市与疾病的共生关系的本质是阶级社会及其生产过剩"社会瘟疫"在健康维度的必然结果。在世界性交往的当代,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的身份政治、"他者"机制和舆论乱象再一次证明,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其根本前提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下的治理技艺的扬弃,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建构。     

人与自然的和解: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致思逻辑

致力于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思路与价值追求,也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得以构建与形成的致思逻辑。通过对现实生态恶化的境况反思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萨卡分别从自然与人的双重层面得出增长极限与道德沦丧是致使生态日渐恶化的主要原因。此种情况下,唯有生态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资本主义才能改变这一弊端,基于自然由因的考虑致力于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基于人的维度发展"新人"以作为生态社会和谐发展的伦理保障。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承袭与时代发展,尽管其某些具体观点与措施存有争议,但整体上对于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太平经》和谐思想浅议

"公平"、"大乐"、"无灾"的太平世道是《太平经》描述的理想社会。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太平经》阐发了"三合相通"、"承负"、"乐生"、"好善"等思想,要求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保持天地万物的和谐,人与人之间要诚信友爱,体现了道教有关个人身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有借鉴作用。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端,经由批判政治国家、批判市民社会以及扬弃市民社会这三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逐步成为奠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从《莱茵报》时期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早期马克思是一位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支持者,使用的是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人的解放"思想构建了一个对市民社会批判的一元框架,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市民社会将会被真正的共同体所扬弃的观点,完成了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