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何以自信——毛泽东诗词的文化之“志”解读

作为诗、史、思有机结合的传世经典，毛泽东诗词在诗化语言中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情志。透过毛泽东的诗性思索，可察见这一新文化足以自信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人民担当文化自信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引领文化自信的目标方向，中华大地提供文化自信的深厚土壤。毛泽东诗词蕴藏的文化之“志”富含辩证性，既突显自信与谦卑的对立统一，亦体现主体、目标、根基三位一体，昭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方向，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文化艺术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

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     

共铸辉煌之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千年的回响、百年的渴望。有着悠久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原本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行列,但近代鸦片战争,西方坚船利炮不但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碎了＂天朝之梦＂。为此,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苦难,辉煌不再,尊严难立。中华儿女开始了百年＂中国梦＂的辛苦求索、艰难追寻。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但＂中国梦＂在无数矢志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心中从未泯灭过。梦想不灭,希望永在。＂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牵引着中国砥砺前行的脚步。     

同心同行90年北大核心CSSCI

2011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从南湖航船到南昌起义,从井冈号角到漫漫长征,从抗日烽烟到建国伟业,从改革春风到和谐社会,这是一段满载着中华民族追求国家昌盛、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     

中国航母的第一个掌舵者 上——记辽宁舰首任舰长李晓岩(回族)CSSCISSCI

中华民族大家庭有56个子女,繁衍生息在神州大地。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的横空出世,让各民族儿女欢欣鼓舞。 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向往,对富国强军的孜孜追求,贯穿了近现代中国史的章章节节。今天,这个全体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理想,前所未有地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     

“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论断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这是"行"的关键所在。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由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

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探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起源,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进而超越中国道路在形成史问题上的时间相对有限性,从更加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后的逻辑必然性。一者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接续发展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明基因,集中展现“走自己的路”是由中华文明内在特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二者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辛求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澄明中国道路开创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三者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彰显中国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民族复兴的文明追求

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开拓者——追思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

唐凯麟先生长期耕耘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等研究领域,他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丛书是其积极推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唐凯麟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来审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著书立说,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且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原创性地建立了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相承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了学术智慧。唐凯麟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不屈不挠的毅力孜孜求索的结果,他不懈奋斗的经历与卓越的学术贡献对深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教益与启迪。     

邓小平理论的民族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个论断是对邓小平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作出的科学的时空定位:“在中国”和“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它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来说,它是为当代中华民族及其先进分子和优秀代表中国共产党所消化、发展和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色。首先,从理论所展示的民族精神气概看,邓小平理论洋溢着中华民族的磅礴之气,这是邓小平理论能成为团结人民、凝聚人…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Inspired by a panel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2018 IARPP conference in New York – this paper, which deals with the bilingualism of the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erpetrator, offers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anel’s three papers, trying to characterize their unique poetics of testimony through a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our modes of traumatic testimony which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ne another by the degree of the psychic motility they succeed to form in relation to traumatic memories: the “metaphoric”, the “metonymic”, the “excessive” and the “Muselmann” testimonial modes.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suggests a link between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 and the testimonial language of the victimizer,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se polarized languages as two variations of the refusal to mourn.     

From the fixity of the past to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There is an old but powerful argument for the claim that exhaustive divine foreknowledg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reedom to do otherwise.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this argumen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Past” (FP). A seemingly new response to this argument has emerged, the so-called “dependence response,” which involves, among other things, abandoning FP for an alternative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FI).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FI ought to be preferred to FP.

     

论经济哲学的部门学科性质

1　　经济哲学究竟属于什么学科 ,是经济哲学研究必须首先弄清的前提性问题。也只有合理地解决了这一前提性问题 ,才能够进一步确定经济哲学的对象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经济哲学的概念界定、特别是通过对哲学史所做工作的分析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经济哲学的概念意     

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

在中国科学哲学研究上 ,一直有人强调所谓纯而又纯的科学哲学研究 ,并且强调各种转向 ,认为只有对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研究 ,如理论解释、说明、评价以及发展模式的研究才是科学哲学的正宗 ,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已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外围了 ,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则根本不是科学哲学。最近我们比较了国内和国外科学哲学研究刊物中的一些文献发现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一直是国外科学哲学的主流。一　国外研究状况我们以国外三个著名科学哲学刊物 (PhilosophyofTheSeience ,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 ophyofScience ,JournalforGe…     

论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

《周易》尊崇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期确立的,汉《易》之特色在于象数学大昌。汉代易学既以其哲理观念的宏观层面的影响,更以其卦爻符号、象数模式的具体形态的影响,介入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核心领域,也介入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灾异、医药等自然科学领域,还介入音乐、文学、建筑等艺术领域,表现出易学文化解释功能的扩张。汉代易学文化解释功能之扩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大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osts of narcissism: the case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wo studies examined narcissism and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tudy 1 used a four-person, laboratory-based task and Study 2 used a dyadic task.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y represented one of four (Study 1) or two (Study 2) forestry companies and then were asked to harvest timber from a renewable forest. Narcissism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quisitive goals and harvesting more timber in the initial round. The more narcissists harvesting in the competitive group of four (Study 1) or dyad (Study 2), the less timber was harvested overall and the more rapidly the forest was depleted. Within competitive groups and dyads, however, narcissists harvested more than the nonnarcissists competing with them. In all, narcissism provided a benefit to the self, but at a long-term cost to other individuals and to the commons.     

《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文中"天福"纪年的考察与辨正--兼大足、安岳石刻柳本尊"十炼图"题记"天福"年号的由来探疑

本文对重庆大足、安岳等地的石刻中有关《柳本尊传碑》中所记载的“天福”年号作了考证,认为柳本尊作传的作者是释祖觉禅师,“天复”应为“天福”,“十炼图”题记中的年号应为蜀王王建所称。安岳“十炼图”添刻的柳本尊生卒年失实,《汉州志》所载与史实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