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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9,(11)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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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文明》2020,(4)
当个体受到结构性非正义压迫时,正义行动者在"不平则鸣"和"八方来援"的回应中形成了"为正义发声"的社会互动交往行为。作为礼物的意见和问题在网络交往中呈现典型的"非对称性互惠"特征。在政治责任、道德尊重、差异性团结的伦理原则和礼节、修辞、叙事的交往方式的影响下,正义行动者在网络交往时能够迅速组建"正义者联盟",协同合作对正义进行补救。然而"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受情感失控以及代表制的权力滥用与视角差异的影响,容易产生以"正义"之名行"非正义"之事的异化。为此,网络空间中的"非对称性互惠"交往伦理需要进一步整合社会契约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学以及中国传统的"情理交往"等理论资源进行补充与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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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2020,(5)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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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论认为胚胎是"人",因而具有"位格",并享有人的伦理地位,应得到与人同等的尊重与保护;自由论认为胚胎是"物",它不是"位格",也不享有人的伦理地位。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存在着诸多的伦理缺陷。胚胎所具有的"位格"应当是一种连续、渐进的自我成长过程,因而其所享有的伦理地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日益递增的状态。基于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动态发展性,对其开展实验研究只有遵循来源正当、医用目的、知情同意与充分尊重等伦理原则,才能取得科学研究与保护胚胎的共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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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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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是一个基本的日常伦理观念。作为目标的"好人"和作为方法的"会做人"是"做人"的题中之义,在日常使用中显示出与现代公共生活不适应的问题。"做事"对"做人"的约束不等同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的客观性。即便如此,"做人"依然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观念,它越是接受符合时代共识的限制,越能焕发活力。"做人"观念起源于"家"这一独特的互动机制和关系网络,向家之外的语境扩展时不是推广某一种身份,不是推荐某一个品质,不是扩张某一类组织,具有开放的特点,这亦是它保持生命力的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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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伦理是人类以日常之"居"为沃土,凝聚升华出的一种既浸润生活伦理要义又彰显其神韵,还不断引导人们追问"生活世界"意义和对"美好生活"不懈追求的伦理学类型。居住伦理的核心是由居住产生的人际伦理,人际伦理内含着居民与陌生人的伦理问题。当代中国正值"熟人社会"日渐缩小、"陌生人社会"纷至沓来且以"陌生人社会"为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代,构建与陌生人友善而居的居住伦理势在必行,这既要致力培育居民的法治精神和公共意识,还有继承与超越"熟人社会"的居住伦理,建构集同一与差异共融、理性与情感一体的居住命运共同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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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理论中的"榜样",作为道德教育的典范,体现了学习者的理想人格追求,作为一个整体,"征服"人心。人格的影响力是全面的、综合的、难以分离抽析的。榜样,带给人情感的激发,发乎情,给人以情感的吸引力、感染力,因而榜样体现了道德之美,是审美的体验,触动心灵深处。榜样,体现了道德"楷模"、"范式"、"模范"、"标准",是应有的"知""情""意""行"。这是与规范伦理风格迥异的视角,构成了德性伦理学的主旨。雷锋精神在多方面都是德性伦理的卓越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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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伦理叙事实现情感共鸣,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伦理叙事发挥德育功能的根本原因在于,言说者以经验世界的范例激发了听讲者的情感共鸣。但是,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需要科学的揭示:为什么事实叙述可以激起主体之间的情感性反应和价值性回应。伦理叙事是在情景创设这一场域下,对受教育者进行价值引导,促进生命主体形成内在的伦理体验。伦理叙事产生情感共鸣的机理是:"塑形""传神""会意"的三维联动,即由情景创设形成情感共鸣之场域共振,叙事者的价值引导回应主体情感共鸣的内隐诉求,主体间隙的内在伦理体验形成情感共鸣的主观检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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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陌生人伦理”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我国社会结构的当代转型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需要新的伦理——"陌生人伦理"作为支撑。它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伦理诉求,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市场、贸易和契约等现代化动因,借助"由熟变生"和"由生变熟"的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亲近性道德向"陌生人伦理"的转换。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伦理,首先应当明确血缘亲情的内在价值,继承亲近性道德之丰富内涵,发扬其稳定持久的文化纽带功能;其次要发挥"陌生人伦理"的调控作用,摒弃亲近性道德之主观随意的缺陷,引导个人行为的有序发展,推进当代和谐伦理生活的自觉构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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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初步系统阐释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贫困》,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作为观念论哲学的推崇者,蒲鲁东醉心"发明"各种"科学公式",用"建议""意见""自由意志"等观念间的推演来解释价值形式的二重性与矛盾性,诉诸虚构的历史来描述所谓构成价值的基本内涵、决定因素、形成过程及现实应用。马克思从批判这些"变戏法"出发,揭示了构成价值的实质与矛盾,指出它无非是相对价值的"另类表达"且漠视建立在阶级对抗基础上的经济事实,故而不能适用于解释金银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证实凡劳动必有剩余的定理。马克思此时的价值形式理论看似尚未超过李嘉图价值理论,实则在方法上尤其是尝试解决剩余价值问题方面实现了飞跃。相形之下,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虽由于旨在解决工人的贫困状况而具有部分进步意义,却终究无法摆脱沦为工人遭受现代奴役之公式从而被历史遗弃的命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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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布伯建构了他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具有"呼唤"和"回应"的关系结构,它要求人敞开自身,经由对生命中所遭遇的他者的"呼唤"之"回应"来实现对他者的责任。布伯强调上帝在对话伦理情境中的在场,由此,对他者回应的对话伦理同时也是对上帝负责的宗教伦理。对话伦理将对他者的关怀与责任和对上帝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凡俗中发现神圣,在当下遭遇永恒,在对有限他者的责任中实现对上帝的绝对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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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研究》2019,(6)
中世纪基督教会的高利贷禁令引导着经院学者的高利贷论,而高利贷论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延及经院学者的时间意识,如此,"出售时间论"诞生并成型。"出售时间论"首先是一条反高利贷论据,指"出售上帝的时间",其历史演变关乎教会在经济伦理问题上的时代因应,同时关乎教会的时间观,与前代后世深层关联。"出售时间论"不仅涉及"时间"问题,还涉及"劳动"问题,二者在逻辑上有机交联,此为以往学者所低估。商业实践催生了城市的时间观,然而这种观念有待经院学者接受并使之进入教会视野,才得以确立其合法性,成为推动"上帝的时间"与"个人的时间"相区分的动力。对此,以往研究未能予以充分考量。以"利息史"角度观之,经院学者认可商人—贷者的收益补偿即"劳动收益补偿",其意义甚至盖过了对"劳动收益补偿"本身的认可,具有时代性意义,此与以往看法不同。前述两种时间的区分,预示着教会在高利贷论、经济伦理和时间观念上的时代性变动,蕴含一个新的时代指向,然这些终归属于特例,其整体性、根本性变动,尚待后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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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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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庸》鬼神章"体物而不可遗"为线索,探讨朱熹对此句的解释中存在的两重可能性。首先,"鬼神"为物之"体",此"体"为经验意义之先在与构成之意,然而朱熹还以《中庸》之"诚"论"体物而不可遗",如此则"体"变成"体用论"之"体",这可能是受到了张载"天体物而不遗"的影响。但最终,只要我们区分"鬼神"与"鬼神之德",以前者为形而下,后者为形而上,那么上述两种"体"都能得到很好的对应而不存在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