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之“景”与“意境”之“境”

从诗歌艺术形象构成的角度看,“兴”与“意境”都是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范畴,都由“情”“景”二元构成。不过“兴”之景只是借以引起其情的“物”,而“意境”之“景”则是“处身其境”的“境”,即主体处身于其中借情感体验过程中酝酿、萌生特定情感和独特感受的生活环境,而且“情”与物”、“意”与“境”生成关系的方式亦不相同。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我国传统认知方式现代化的思考

我国传统认知方式现代化的思考陈爱华我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在此氛围中形成的认知方式具有情理的特征。重感通、直观和类推。在运作过程中,注重“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注重从事物的整体和联系中把握其规定性;较注重经验与实用。这些优点又蕴涵了它自身的缺陷,如重情理感通而鄙视实证分析;重整体直观而轻理性探索;重实用经验,忽视理论升华。与情理认知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古希腊文化则注重探索自然规律,发展科学技术,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方试都统一于理性。在运作过程中显示的特征是：求索性、实证性、理论性与系统性。情理认知方式应吸取理性认知方式中的合理因素,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扩充、深化和重组,从而实现认知方式的现代化。首先,将情理感通完善化。对原有的“情”和理的内涵加以扩充,将人伦之情与理性之情相融合,将伦理之“理”与理性之“理”相容并蓄。既要进一步探索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和规范,又要积极探索自然、社会、思维的规律性,注意人一社会一自然这一超大系统协调运转。其次,情理直观的分析化。在情理直观中引进分析和理论论证的机制。通过对事物内在结构的观察,进而通过分析、抽象、归纳和理性升华,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真实、精确的认识。再者,类推进的理     

从仁的四个层面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是德性伦理 ,它的核心是仁学。仁学是一个较大的思想体系 ,有四个层面的基本内容。这些不同层面的内容可以同西方伦理进行广泛的比较与对话 ,亦可以互相补充 ,为普遍伦理的建立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其中 ,“亲情”之孝是人间关怀得以形成的自然的情感基础 ,“忠恕”之道则是人间交往的普遍原则 ,“爱物”之情为生态伦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提供了极宝贵的价值指导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通”论三题

“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诸子百家所推崇的“道”,就以“通”为本质。老子说:“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老子》第十五章)庄子则直称“道”为“大通”。(《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汉代大儒扬雄在回答何为“道”时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法言·问道》)南朝黄侃在其《论语义疏》中说:“道者,通万物之妙也。”(《卫灵公》疏)道无所不在,故无所不通。“通”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儒家视野内的怨及其化解

儒家以怨的发生、危害和化解为理论框架,构建了个体和社会怨情的理论体系。道德人格的缺失是个体怨情产生的根本原因,耽溺于利、为善以求福报和不忘旧恶是个体怨情产生的直接原因。个体怨情压抑于心,危害着心理健康,扭曲着道德人格。儒家通过涵养道德人格化解个体怨情的路径可以概括为:求仁而得仁则无怨; 忠恕则无怨; 安于礼乐则无怨; 诗可以怨; 以直报怨。社会怨情的产生主要源于苛政、不公和重刑轻教。社会怨情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儒家化解社会怨情的路径可以概括为:闻怨而敬德迁善则民无怨; 政均则民无怨; 仁政则民无怨。     

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

儒家“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忠”与“恕”实只一道,而“恕”更为基本。循此,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可从中引申出来。西方传教士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误解为次于“爱人如己”的“银律”,而实际上它是不折不扣的“金律”。若要走向世界和平,就须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实行忠恕之道。若要真正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也须实行忠恕之道。     

孔子“忠恕”思想发微

“忠恕”在孔子儒学中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朱熹解释其意义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这就准确地指出了它在词性上既有形容词性又有动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它的含义不会局限于道德一域,而是具有极丰富的内涵。具体说来,它同时具有个人道德修养、社会政治实践和知识论三个层次的含义。当然,这三者在“忠恕”中是一个以一贯之的混融整体,我们这样区分,纯粹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古兰经》“忠恕”思想阐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唯一根本经典,穆斯林认为它是真主安拉通过先知默罕默德颁降给人类的“神圣启示”是真主的“至上语言”和“永久法典”。《古兰经》中伦理道德内容深刻且广泛,但就其“忠恕”之道而言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梁漱溟论“见体”与“一体”

梁漱溟受熊十力的启发寻求“见体”,肯认熊十力曾实有过见体经验，并对他的见体论予以充分的肯定。“见体”意味着超越能所、内外的分别，是本心性体的呈现。熊十力认为“见体”为儒佛两家学问的根本，但其差别在于佛家否认凡夫能够“见体”。对此，梁漱溟认为儒者能够在凡夫位上“见体”,因为一体性是一种先天本性，人通过理智超越了动物性本能、破除局限之后，人心就能恢复其先天的一体性。梁漱溟把熊十力的“见体”置入自己的一体论哲学当中。就儒佛在“见体”上的异同而言，梁漱溟认为佛家讲“圆复一体”,是在“体”上复归于一体；儒家讲“情同一体”,是在“用”的层面达到一体。两家达到一体性的层次不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在于，佛家力求通过极深的修行破除“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而儒家则不要求破除“俱生我执”这一人类先天本能，但主张以心主导形体并超越形体的束缚。儒家立足于现有生命的最高可能，去求“彻达宇宙生命的一体性”。从功夫上说，佛家以实证本体为功夫修行的结果，儒家则以“见体”为为学和功夫的开端。     

《中庸》对孔门仁学的新诠释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工夫和最为核心的诠释原则。《中庸》本忠恕之道将孔子仁学做了新的诠释。其中,"中庸"含两义,即对中和之情的运用和中和之情的效用。就前者说,中庸就是忠恕;就后者说,中庸就是由忠恕而达到的仁境。中和之情乃是人情本然之规律,但必须以慎独工夫来维持。由慎独而至中和的工夫,即同于由忠而恕的方法。"诚"是子思从慎独工夫中自然转出来的观念。诚强调成己成物的统一,即体现了忠恕一体而仁的精神。《中庸》的主旨与孔门仁学一脉相承。     

“生”对儒家伦理的意义

“生”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儒家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基本上都能从“生”中得到说明。只有正确理解“生”的内涵和意义上 ,才能准确理解“中庸”、“仁”、“忠恕之道”和“天人合一”的含义 ,也才能把握儒家重精神情操的思想特征和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     

忠恕之道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儒家根本的人道理念。忠恕之道分为“忠道”和“恕道”,前者是对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极认真、极虔诚的态度;后者是对人的态度,表现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宽容等品质。忠恕之道所内含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对刑事案件“私了”现象的透析

刑事案件中未经司法程序而私下了结的现象屡见不鲜,它往往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私了案件”的日益增多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依法治国,还是以情代法,以“私”结案？在社会主义法制日趋完善的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屡禁不止的“私了”现象呢？笔者通...     

“忠恕”之道作为心理换位的合理意义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就要“爱人”。而“爱人”的关键是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即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     

忠恕之道与孔门仁学——《论语》“忠恕一贯”章新解

孔子之仁学并非抽象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乃是归本于人格教养的实践智慧。"一以贯之"由孔子的人格境界展示了仁之通性的精神内涵。忠恕之道则是仁学最为根本的实践方法和必然性的诠释原则,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即工夫即本体"的学术精神。曾子由忠恕来把握仁道,符合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对孔门仁学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从个体关系的角度看文化对社会脑功能的塑造

摘 要 尽管社会认知的内容丰富多样,但其核心在于人们对“自我”、“他人”及两者关系的理解。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社会认知有着广泛影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文化对“自我” 与“他人” 信息加工及其大脑机制的影响上。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文化显著影响自我相关记忆、自我表征、自我觉知等自我认知过程。这可能主要来源于不同文化人群自我建构方式的不同。上述差异的神经机制主要体现为不同文化人群自我相关加工时,其内侧前额叶功能性变化的不同。与此相对应的是,文化同样显著影响人们对他人,尤其是对他人情绪的认知。这一点集中表现为表情认知的文化优势效应及共情过程的文化差异。在神经机制上这一差异主要体现为杏仁核功能的文化可塑性。文化神经科学的未来研究,可继续探讨主流文化、区域文化、宗教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差异：1）对自我认知与情绪认知相互作用的影响与神经基础;2）对共情（empathy）、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与协同行为（joint action）等多种社会认知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 关键词 自我建构 文化神经科学 情绪认知 自我表征 共情     

“爱情”词源小议

一“爱情”一词溯源 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爱情的涵义,古今汉语语源工具书会令人失望,因为“爱情”一词的最早出处及其源流我们查不到。 清康熙帝敕撰的《佩文韵府》收有“情爱”词条,却没有爱情一词。《辞源》1939年正续编合订本收有“爱情”词条,却没有语源例句。《辞源》1980年修订版则干脆不收爱情一词,更遗憾的是,洋洋六千万字的《中华大辞典》也未指明“爱情”一词的最早出处。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是“六情”说和“七情” 说,其“情” 之一种就是“爱”,“爱情” 一词当有其语素结合的条件。此外,孔子、孟子在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