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对象”到底存在不存在?——维特根斯坦评论摩尔对怀疑主义者的反驳

摩尔用"我知道这是一只手"来反驳怀疑主义者对外在物理对象存在的怀疑,这在哲学史上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更加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和处理,它们集中在维特根斯坦最后阶段的著作——《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对摩尔反驳的前提、结论,以及摩尔与怀疑主义者的共同预设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澄清了人们在搞哲学的时候对"怀疑"和"知道"的误用,这和他希望把词语从形而上学的"使用"下降到日常使用的日常语言分析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维特根斯坦和怀疑论

《论确实性》一书由维特根斯坦晚年所作的四组笔记构成。其主题是命题的认识论意义(如“地球在我出生以前早已存在”和“这是一只手”),这些命题是由摩尔作为“捍卫常识”和“外在世界的证明”的例子而提出来的。根据N.马尔科姆在他的《回忆录》中的记载,这些笔记来自维特根斯坦与他的讨论,其中包含了维特根斯坦在自己去世之前的感受;“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智力达到了研究哲学的最佳状态,我曾经绝对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复到这种状态了。两年多来,幕帘第一次在我的头脑中掀起来”。我们可以通过马尔科姆的《回忆录》了解笔记中的有关材料,比如维特根斯坦关于证实论观点的讨论。以及他对梦幻问题的研究。虽然《论确实性》一书在形式上并不是按照对某些典型的怀疑论论点的回答而组织起来的,但是我在此文中还是要从中取得一些材料,同时也从传统论据中取得一些材料。     

“标准米尺是一米长”是先天的偶然真理吗?

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反对“先天的”即是“必然的”①,认为存在着“先天的（apriori）偶然真理”,并发挥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SO节关于巴黎米尺的一段说法来予以证明②。然而克里普克的“先天的偶然真理”却并非真正地是一个“先天的”同时又是“偶然的”真理。本文旨在通过对巴黎米尺作为一米标准的详细分析来揭示克里普党的错误,指出他并没有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否定先天的即是必然的这一说法。1．“先天的偶然真理”是什么意思克里普克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有一个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     

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

一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家族相似”（《哲学研究》§６７,下引该书只注节数或页数）。“家族相似”说的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一般来说都有相似之处,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的形体相似,这一个成员再与另外一个成员步姿相似,后者与再另外的成员是眼睛长得一样等,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传递,完全可能在两个家族成员之间根本找不到任何共同之处。因此,虽然是同一个家族,并没有一个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的“共同之处”,家族成员之间是靠相似的一个链条来建立联系的（§６６）。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想要说明,…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陈波总的说来,即使在当代西方,逻辑哲学也是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科,目前并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形。这点可由下述事例印证：其一,在一本１９９１年出版的英文新书《真理的准则──逻辑哲学引论》中,作者巴斯卡·恩格尔（ＰａｓｃａｌＥｎｇｅｌ）在引言部分指出：“这本书是逻辑哲学的引论。但‘逻辑哲学’是一个保护伞式的词,它容纳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研究风格。我认为,（关于逻辑哲学的）主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既定看法。”其二,有一些所讨论的问题及其内容大同小异的英文出版物,却被冠以不同的名称：“逻辑哲学”,“哲学逻辑”,“现代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等等。这足以说明,逻辑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即使在当代西方也未完全成熟。现选择几本我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英文逻辑哲学专著作一些简要评价,读者或许能从中窥见当代西方逻辑哲学研究的“全豹”。维特根斯坦写有一部《逻辑哲学论》,虽然也讨论了一些逻辑中的哲学问题,但更多的是一部传统意义的哲学著作,并不真正属于这里所说的逻辑哲学专著。但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Ｗ·Ｖ·蒯因却写有一部真正意义的《逻辑哲学》（１９７０）,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七章,分别题为意义与真、语法     

比较：“发展论”和“陀螺论”

比较：“发展论”和“陀螺论”陈辽邓小平同志在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发展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我国某些学者有一个“陀螺论”。两者是不是一回事？孰优孰劣？可以作一番比较。（一）邓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     

主体的消解与复归──论《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

国内学术界有关《逻辑哲学论》的介绍已为数可观,维特根斯坦研究成了又一“热点”。不少青年学者凭借外语方面一技之长率先引进维氏之说,从之者竞相传抄,颇有“生吞活剥”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拾人牙慧为本,以著书“立说”为荣,已成为今日某些学术领域的～种时髦“景观”。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对维特根斯坦作些认真的研究。朱文论涉《逻辑哲学论》的主体问题,并非侈言“救弊”,而只是对这个重要概念作一些探讨。主体（subject）、形而上学主体（metaphysicalsubject）或我（I）这个概念是《逻辑哲学论》中许多令人困惑的概念之…     

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的研究(二)

孟德尔(C.W.K.Mundle)在“‘私人语言’和维特根斯坦的那种行为主义”中把维修根斯坦的观点称之为“语言的行为主义”(linguistic behaviourism),他通过对于这种语言行为主义的批判确定一个与维特根斯坦相反的论点:一个人可以谈论他的私人经验.他说,维特根斯坦的论点——一个人甚至不能够对自己谈论他的私人经验(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关于日记的论述中力图证明的)——与其他问题混淆起来了.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把问题表达成:“能有私人语言吗?”这种表述混淆了以下问题之间的区别:一、人能有意义地对他自己谈论他个人的私人经验吗?二、人能告诉其他人关于他的私人经验的情况吗?     

“九人”“十人”辨

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是从瑞士比较法学研究所的胜雅律教授的一封来信引起的,胜雅律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还是一位孔子研究专家。他从《孔子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上看到我的那篇《“后生可畏”新解》后,来信问了我一大串问题,其中问题之一是：在孔子,更扩大一些说,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女人算不算人。他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由于对孔子一句话的理解不够准确。那是《论语·泰伯》第２０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 “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 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 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     

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研究的“语法”性质

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研究是语法研究。私人语言的定义表明私人说话者对他的感觉没有自然表现。这就意味着他对他的感觉词汇没有正确性标准。如果一个词的使用没有正确性标准,那么它就是无意义的;这是一条语法规则。根据这条语法规则,私人的感觉词汇是无意义的,私人语言也就是无意义的了。维特根斯坦通过语法研究成功消解了私人语言问题,他对私人语言的处理与他的哲学理念是一致的。此外,维特根斯坦还对认为私人语言有可能的哲学家们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诊断并为其提供了治疗。     

《逻辑哲学论》的“思想”CSSCI

“思想”是《逻辑哲学论》中一个很重要但又很不清晰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本人,以及常见的哲学文献,都没有为此概念提供清晰可把握的解说。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概念,仍然是诠释《逻辑哲学论》需要克服的困难。首先,论文从《逻辑哲学论》提供的直接文本依据出发,立足于“思想的本质是逻辑”这个较通行的解读,对青年维特根斯坦关于“思想”的主要论题作学理上的梳理;其次,以维特根斯坦致罗素的信件为线索,论文尝试收集一些间接证据,讨论将“思想”解读为心理对象的可能性,并阐明这一解读会产生的一些困难;再次,基于一些认识论上的理由,论文建议:对“思想”概念作逻辑主义解读更契合《逻辑哲学论》的文本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心理–历史实际。     

有关孔子思想中“仁”“礼”关系的一点辨析

<正> 一开头的这一节,我把它作为预备节。所谓“预备节”,就是先不阐述本文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来综合介绍一下在“仁”“礼”问题上,海内诸大家的一些主要观点。冯友兰先生在1973年曾介绍他自己过去的观点。这观点是:“礼”和“仁”是思想的两个方面,其间还可能有一些矛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第4页)。他当时又认为,“礼”和“孝”是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直”和“仁”是孔子思想的进步方面,前者使人束缚于传统之内,后者使人自传统中解放出来。     

“哲学逻辑”词义探源和辨析

“哲学逻辑”词义探源和辨析陈波（北京大学哲学系）当年,奥格登（Ｇ．Ｋ．Ｏｇｄｅｎ）在把维特根斯坦的大著《逻辑哲学论》译为英文时,曾拟采用《哲学逻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这个书名,为此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意见。维氏的答复是：“……哲学逻...     

维特根斯坦对意向性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有一些涉及意向性问题的论述。我读它们的时候,总觉得它们是有所针对性的,像是针对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最近阅读新近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声音:维也纳团体,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The Voices ofWittgenstein:The Vienna Circle,Ludwig Witt-genstein and Friedrich Waismann)(以下简称《维特根斯坦的声音》)时,这一猜想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在《维特根斯坦的声音》中,尤其是其中的“心理学的概念”一章,对布伦塔诺及其意向性的概念,对“意图”、“期待”、“打算”、“相信”等与意向性密切相关的…     

维特根斯坦与当代哲学

A.J.肯尼把维特根斯坦称作“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G.H.冯·赖特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J.N.芬德雷虽然反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但也把他说成是一位“有重大影响和独创见解的思想家……思想深奥……才华横溢”。类似的说法在论述维特根斯坦的文献中比比皆是。 任何一个人读到这类高度评价,自然都会以为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实际并非如此。为说明这一点,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生前和死后,除了他的少数学生所做的工作外,哲学界的大部分活动恰恰是维特根斯坦著作所贬斥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家进行系统研究的正是那些他所说的在人们充分注意语言之后就会消失的“哲学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大多数当代分析哲学家根本不同意这种主张。实践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接受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遗产对他们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他的影响。因为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仍然属于维特根斯坦力图否定的哲学传统主流。这对了解维特根斯坦在当代哲学中所占的地位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前面各章已经看到,他对哲学传统的否定就表现在他对该传统所指定和界定的哲学问题的否定上。除了他自己的学生,     

维特根斯坦与R.里斯的哲学谈话录(1939—1950):出自R.里斯的笔记(下)

本部分内容主要来自R.里斯与他人的通信和笔记,它是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哲学评论的记录,主要涉及到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莱辛、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摩尔、阿奎那、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评价,其中一些哲学家的名字在他以往的讨论中很少提及。此外,这部分内容还包括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或态度,如哲学的性质、哲学研究的方式、不朽问题、实在论、自由意志和道德等等。最后,本部分也包括之前出版过的里斯与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对话目录,这些共同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晚期与里斯对话的全部内容。     

“新时代运动”与“法轮功”成势（四续）

当我们思考邪教“法轮功”何以成势的问题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该回答：一是应该廓清邪教“法轮功”成势的历史过程和史实：二是思考邪教“法轮功”成势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本人都作了一些尝试。第一方面的工作．已有“二十年辨是非——‘法轮功’何以成势（《科学与无神论》杂志2002年至2003年连载）”：第二方面的工作，于今年完成的“法轮功成势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2009年课题：“十年反思——后‘法轮功’时期社会神秘主义思潮的流变及其可能的影响”其中的一部分。选出部分章节刊登在《科学与无神论》上．供大家讨论。本文拟从上世纪世界流行的“新时代运动”思潮影响来考察邪教“法轮功”的成势。“新时代运动”思潮，借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的确造就了像张宏堡、张香玉、沈昌、李洪志这样一些自称具有神功异能的“新时代大师”：也造就了中国“新时代运动”的理论基石——人体科学和具有“灵性”思维的中国“新时代”弄潮儿柯云路。他们沿着“新时代”开创的路．“创造性”地辟出一个科学哲学的新解，从而成为中国“新时代运动”的标帜。让历史告诉现在．警示未来——正胜邪则治而安。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外各种腐朽思潮的影响。以防微杜渐．让我们的国家的思想文化沿着正确、健康、向上的方向不断发展、前进。     

“我思”和自我知识的本质

对确定性的寻求是笛卡尔的雄心勃勃的哲学纲领的本质特征。虽然怀疑论在笛卡尔的哲学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对他来说,激进的怀疑不过是充当了人类知性达到清楚明晰的知觉的一个有效手段。如何通过普遍的怀疑获得确定性,就成为笛卡尔的认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篇文章中,通过探究普遍怀疑的方法在苗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论证中的地位     

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寻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

牟宗三哲学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沿着熊十力所开启的现代新儒家重建本体论的思路，对“存在”问题作了深入独到的思考和创发。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寻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申发探寻“存在”问题的意义；（二）重构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三）打通转化“存在”问题的限制。他由此而建构了现代新儒学中最为深邃也最具影响的本体论体系。对于牟宗三探讨“存在”问题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这些批评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揭示了牟宗三探讨“存在”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思想困境。这个矛盾和困境在于：牟宗三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牟宗三和批评者之间，实际上凸显出了一个关系着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哲学如何在形上的追求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间确定自己的位置？这个问题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留给21世纪中国哲学家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复思考和不断探讨，将推动着未来中国哲学的更大的发展。     

自我流放

丹麦有一个名叫维特根斯坦的人,他在30采岁时就写出了一部叫《逻辑哲学论》的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它奠定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使他一下子成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哲学家然而,维特根斯坦却在此时陷入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苦恼——他觉得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均已被他解决了．因此,在经过慎重思考后,他毅然辞去大学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