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从造像标准到祝圣仪轨的考察

佛像的神圣性,是其宗教性的本质体现。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造像标准所体现的神圣性,即理论上,只有造作标准、相好的佛像才具备神圣性;另一方面,对造像施行祝圣仪轨,是佛像获得神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造像标准的依据主要来自《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像量度经解》等经典文献;而佛像祝圣仪轨主要包括"装藏"、"开光明"、"择吉"、"诵咒"、"贴符"等等多种样式。客观上讲,佛像的宗教神圣性建构涉及的因素很多,就本文而言,则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佛像解说》译后记

前天刚刚把《佛像解说》的译稿校完,这件拖了好几年的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心里自然也一下轻松了许多。大约是1990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我的朋友PieterWelge从德国给我寄来一本有关佛陀的画册———《佛像解说》。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这部精美图册的时候,真的为那些大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造像所震撼了。那时我除了在大学里教书外,还给香港的一本佛教刊物写点文章。那本佛教刊物经常用精美的佛像或寺院建筑的照片做封面或封底,所以我也试着将《佛像解说》的一部分彩色照片的解说译成中文。这便是翻译这本书的开始。19…     

试析青州龙兴寺造像贴金彩绘并非均系北朝装饰

本文从金石文献、逻辑推理和实物分析三个方面探讨,认为青州至少在五代、北宋时期便存在着不间断重妆古代佛像的功德活动,龙兴寺造像贴金彩绘并非均系北朝造像时的装饰,其中有大量佛像曾被后世重妆过.这一结论是当初研究者们在对龙兴寺造像贴金彩绘工艺进行评价时所忽视的问题,故本文推进了人们对这批造像贴金彩绘问题的深入认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地区有"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山东、河北等地有几处规模较大,而且多数是佛像残件。从造像纪年和碑刻记载分析,这种集中埋藏造像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北宋时期。这种行为是当时寺院普遍流行的一种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山东,还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份。这种行为不是"三武灭佛"时所为,而是一种护法之举,残损不齐的佛像被等同为舍利集中埋葬。从当时舍利瘗埋葬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方式的发生。     

以案说法系列之二：突出法律权威 彰显法治力量--运用法治方式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7年,12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继续整治滥塑大型露天宗教造像”。2018年2月开始实施的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中对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有明确的规定,同时也明确了对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和投资承包经营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处罚要求。     

道教宫观造像的历史演变及美学特色

<正>“宫观造像”是指道教宫观殿堂中供奉的神像。（陈耀庭：《道教礼仪》、王朝闻主编：《中国美术史》）不同于个人以造功德为目的的造像，宫观造像的制作通常遵照官方规定的形制，因此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的特点。道教宫观造像是道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由于具有相对清晰、系统的发展脉络，因此成为研究道教艺术的优秀样本。     

蒙古文《甘珠尔》版印插图版本源流考

蒙古族佛教版画的图像研究目前在国内研究还很薄弱。蒙古文《甘珠尔》的插图版画作为清代蒙古族佛经版画最主要的一部分,一直为国内蒙古学界、宗教学界以及版画研究界所忽略。作者近几年主要从事蒙古族佛教版画尤其是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的研究,对国内现存的北京朱砂版蒙古文《甘珠尔》的各个版本进行调查研究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本文直接确定了所有蒙古文《甘珠尔》的绘制佛像插图形式、内容和风格,认为蒙古文《甘珠尔》插图形式和装饰风格也深刻影响了清代蒙古、满、藏文佛经插图和装饰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几大佛像集和《造像度量经》。本文主要介绍蒙古文《甘珠尔》及其插图概况、它的版印插图的发现的过程。分析蒙古文《甘珠尔》插图版画图像渊源以及插图版画的艺术风格对清代造像艺术的极大影响。     

兰州报恩寺举行佛像开光暨兰州报恩寺慈善功德会成立揭牌仪式

本刊讯8月18日,兰州市报恩寺举行天王殿佛像开光、钟鼓楼落成暨兰州报恩寺慈善功德会成立揭牌剪彩仪式。     

评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

早期佛像是古代中印初期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载体。首先,在我国发现早期佛像的大部分地区缺乏佛教传播的记载,早期佛像作为第一手考古资料,填补了这些地区佛教艺术传播的空白。东汉佛像是我国最早的佛像,它有助于解决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起源的问题,因此,早期佛像研究将改写中国佛教史的第一章。其次,学术界对印度佛像起源时间一直存在争议,早期佛像中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佛像非常接近印度佛像的起始时间,因     

藏传佛教造像量度经

藏传佛教美术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不仅有独自发祥孕育,发展演绎,成形定性的清晰脉络和事物迹象,并以其自成体系的精湛技艺及其造型经典理论,从一个侧面构建着中华民族美术、尤其是东方美术的典型实体。藏传佛教造像的庄严妙好,基本上依赖于其严格的型制量度经典的延续承传,故“三经一疏”经典是使藏传佛教美术乃至藏民族传统美术的民族性、宗教性、地域性、历史性、审美性得以确立的重要因素。也是使藏族绘画、雕塑、建筑、书法、工艺美术诸方面构成实体性文化层、艺术高度和有机组成部分的基本法度。本文就藏传佛教美术造型量度的纲领性理论经典“三经一疏”:即《佛说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画相》和《佛说造像量度经疏》的量度法则作了简要论述。     

重生的山西蒙山大佛

八百年显耀，六百年遁世 1983年，一篇署名王剑霓的文章《“晋阳西山大佛”遗迹找到了》在《地名知识》杂志上发表，同年12月1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发布信息：山西省文物工作者在太原西南蒙山北峰找到了被埋没六百多年的北齐大型石刻造像。     

信仰与民俗的雕造——十六国北朝小型石刻造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而且小型石刻造像较之石窟寺造像更具特有的质朴、世俗、自由的民间气息,是反映十六国北朝时期中下层经济文化、人情风俗、生活习惯的艺术作品。对这批造像的研究,亦是研究石窟寺造像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十六国北朝佛教石雕造像艺术。     

中国佛教与印刷术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二世纪前后,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战争、动荡的社会环境下迅速发展,到隋唐时期达于鼎盛。唐朝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具体描述了发展中的佛教盛况。 佛教信徒把念佛、诵经、造像、布施等视为“功德”之事,把抄经看作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认为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可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可“见释迦牟尼”,可以“灭罪”,而且写经越多,功德越大,那么虔诚的佛教信徒怎能不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抄写佛经呢?     

时代之美--浅谈龙门石窟唐代石窟造像

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都富有着智慧,而这种智慧不仅兼容并蓄着外来的文明而且富有着十足的创造精神。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就是这一智慧的完美体现,它在延续印度佛教雕塑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了伟大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造像风格。从北魏时期开始,中国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而到了隋唐时期,这种艺术也日渐成熟起来。在现存的佛教造像作品中,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一风格。     

在《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首发式暨汉藏佛教艺术论坛上的致词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非常荣幸应邀前来参加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首发式暨汉藏佛教艺术论坛，看到这部集中体现汉藏佛教文化精髓和佛教艺术成果的精品图书．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谨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向为编辑出版《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一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专家、     

青州佛教文化启示录

一位考古学家说过,往往在你对于历史倍感困惑的时候,考古学却能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1996年IO月7日至15日,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在其南部一建筑工地,抢救清理了建筑施工发现的原龙兴寺一大窑藏,结果令人振奋,计有石、陶、铁、木等7种质料的精美佛教造像ZOO余件,跨北魏至北宋SOO多年。此窑藏的发掘,被尔后前来参加评鉴的国家及省文物局、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专家称为今年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以及佛教考古三十年来的重大发现。这批造像,雕刻技法高超,线条洒脱流畅。造像碑中不论作品大小,均以三尊像为主,也有除三尊外…     

《佛说睒子经》导读──佛书中的“孝经”

大乘佛教经典中有一类专讲佛释迹牟尼“前世”功德的经书,其数量很大,收载于各种版本大藏经中的有几十种,如《长寿王经》、《金色王经》、《佛说妙色正因缘经》、《佛说月光菩萨经》、《佛说师子素驮罢工断肉经》、《太子慕魄经》、《银色女经｝）、《九色鹿经》、《佛说膀子经》及《六度集经》等。这类经书通过不同的故事,借褒扬佛“前世”的功德,阐述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基本思想,以此规劝信众修持大乘菩萨行,广行善事,多积功德,以慈悲喜舍之心,度一切众生。这些经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经书中没有如同《般若》、《华严》、《法…     

观世音《高王经》并应化像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沙可乐捐观音经像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沙可乐捐藏一件唐造像碑。刻有观音化现众生形貌。其下所刻《高王观世音经》是早期经本,于此经校勘很有意义。文中还联系东魏高王寺造像等,发掘观音文化与艺术内涵。     

北朝时期的“佛道合碑”

正一、"佛道合碑"——特殊形式的北朝造像碑作为中国古代宗教雕刻的形式,造像碑是在整块石碑的一面或多面开龛,用浮雕、线刻的形式造像,通常还铭刻发愿文,记录造像缘由、造像者的信息等,用以还愿或施功德。据宋代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前赵光初五年(322)即有佛图澄造释迦像碑,这是造像碑见于著录的年代最早的一例。造像碑盛行于北朝时期(386-581),唐代时已经少有制作。     

广饶张郭造像头部失而复得记

2004年秋,青州博物馆的庄明军约我与尚林将青州周边的几个县市博物馆所藏的佛像都考察一过,所获颇多,没想到此行还促成了佛首失而复得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