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人文主义:沟通孔学人文主义与宗教性的理论尝试

在西方,人文主义并不与宗教截然对立,而往往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所谓人文主义与宗教相互对立的观念本身是一种误解。孔子和儒家学说无疑是一种人文主义,同样,这种人文主义与原始宗教性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孔学和儒家的人文主义主要来自于宗法文化背景,即亲情关系和血缘伦理,其原始宗教性正是将这种人情、世俗内容上升为宗教态度和情感,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这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人文与宗教相融合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可称之为宗法人文主义。     

儒家的宗教性及其与西方基督教精神之比较

本文力图从一个中西学术界争论颇多的问题———“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中发掘出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时代契机。作者首先对儒家“宗教性”的概念进行定义 ,然后从哲学、道德和超越性三方面阐释了儒家宗教性的具体体现 ,并比较分析了传统向度意义上的儒家和西方基督教在宗教精神方面的不同 ,包括超越意识、终极性宗教存在、对“人”的认识以及对“心灵”的认识。最后探讨了儒家与基督教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人文主义儒家到人道主义儒家

很多人以为传统儒家是一种人文主义。仅从汉语"人文主义"来看,它至少包含三项基本内涵,即人类主体性、人为性和非自然性。传统儒家的确具备如上三项内涵,因此儒家被叫做人文主义名副其实。人文主义概念突出了人类的主体性与主导性,却忽略了人类的个体性、独立性,并由此对人的自然本性形成威胁。而突出个体性、尊重人的自然本性恰恰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核心。作为人文主义的传统儒家应该转向人道主义儒家。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qel）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     

儒家仁学的演变与重建

儒家仁学的演变与重建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讲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人为本位,这是儒学区别于一切宗教的地方;以伦理为中心,这又是儒学区别于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道家学说的地方。儒家人学有两大支柱：一曰仁学,二曰礼学。仁学是懦家人学的哲学,是内在...     

陈荣捷儒家哲学思想三题

陈荣捷不仅是一位哲学史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史家,他对于中国哲学史尤其是朱熹哲学的研究享誉中外。作为哲学家,他对于儒家哲学有诸多理论创新。具体来讲,其儒家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本主义非西方所独有,儒学亦为人本主义;其二,与西方哲学之二元论不同,儒学形上学具有"综合"特征;其三,儒学虽不是典型宗教,但具有宗教性。     

儒家伦理传统与儒家道德记忆

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思维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脑海里留下的印记或印象。道德记忆是儒家慧命赓续的伦理传统得以延续的精神力量,它不仅仅使得儒家伦理精神不断历经传承、发展、演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理论形态,更使得儒家伦理以文化心理的社会形式引导着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道德教化是儒家伦理传统的道德记忆方式,儒家以道德教化来守护角色记忆与定位道德责任、塑造榜样记忆与开展教化示范,并通过实践道德记忆达到知行合一。珍惜儒家道德记忆、传承发展儒家优秀伦理传统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话题。道德记忆是一个立意高远、形象生动、涉面甚广、兼具理论与现实关怀的创造性学术范畴,它不仅为我们考察儒家伦理传统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对于我们当今如何开展伦理学研究也带来了深刻的学术思考。     

信仰与教化之间: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刍议

通过探析制度框架下之孔教运动,以及现代视域下之新儒家"宗教问题",经由历史向度之比较以求了解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意在揭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宗教性之原义,乃是一类不同于基于对神"信仰"的,而是基于对民"教化"的宗教意识。简言之,信仰与教化之间不容忽视的契合性,是儒学在其宗教性维度应有之历史性格。     

儒家人文精神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

人文主义,把人和人的价值摆在首要地位。儒家人文主义,则以人的德性或道德精神统摄一切。 从整个思想体系看,儒家思想是道德理想主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人文化成”的意义看,儒家人文主义也可以说是道德人文主义、道德教化主义。     

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看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

本文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来探究基督宗教与儒家精神的意义及作用,对之展开比较研究。基于"和谐"这一核心观念,文章一方面将对作为中国"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共在及相互交往之基础的儒家精神修养及其"仁爱"观念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则对基督宗教所追求的精神超越及其信仰传统中神人关系的"彩虹"之约所展示的"和谐"蕴涵加以阐述。本文认为,"和谐"观念作为中国基本社会交往的理论、及其所指导的历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宗教境界及情趣,因此,不应该将儒家精神与宗教精神截然区别开来;并进而指出,儒家"仁"、"礼"观念体系中均有"宗教性"的因素,其"仁爱"之说亦与基督宗教"上帝是爱"的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二者可以比较、对话。本文为此阐述了儒家精神修养与基督宗教精神超越的不同,从界说新儒家的"心性之学"来解析其"内在超越"的追求及意义,由此说明了其"现实关照"与"终极关切"的不同意趣,并对"现实性"向"终极性"的升华、以及"圣爱"与"人爱"之互动、"超然"与"内在"之呼应在当代儒家精神复兴与革新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证。基于这些分析,本文指出,人类所追求的"和谐世界"的确需要"从心开始";而要真正实现"世界和谐",则也应朝向人性修养所想达到的"超越自我"之升华境界。     

真宗教、孔教与国性——严复宗教视域中的儒家

严复以实证主义的理路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分,但他的"依古论说"仍深受儒家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对中西政教分合关系的分析、对知识与信仰的区分,严复为宗教的永远存在保留了位置,此即"与人道相始终"而不可废的宗教即为"真宗教"。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或孔教作为"真宗教"的人道教身份。这与他在民国肇建后考虑国性问题时明确地回归儒家传统一致,体现了严复前后思想的一贯性。     

论德川儒者中井履轩对儒家祭礼功能的探求

德川中期的大阪儒者中井履轩关注儒家礼经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礼经的重新解读,认为儒家祭礼并不具有交接神灵的功能,只是祭祀者用以表达孝敬的人伦之情,因而只具有世俗性的伦理功能。履轩对儒家祭礼的重新诠释,不免减杀了儒家祭祀文化的宗教性意涵。对此,我们可以作以下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方面,儒家祭礼保留了沟通人神的宗教性诉求,这使祭礼区别于其他世俗性人伦活动而构成了一套祭祀礼仪;另一方面,作为祭祀行为之基础的人神感格观念,赋予祭礼以道德性内涵,而人神感格观念又能突破"追养继孝"的世俗之情,从而使得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伦理性发挥交互影响的作用。     

从传统儒家走向后儒家

本文试图在当前人类经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和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氛围中,探讨从"传统儒家"向"后儒家"的创造性转化问题.     

从“贞下起元”看儒家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特点及其创新之道

儒家和儒教的创新诠释和现代转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儒家和儒教的逻辑共通点在于“贞下起元”表征的“推天道以明人事”，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除具有伦理性和科学性之外，天道中蕴涵的“神圣启示”是儒家宗教性的重要特征。在此意义上说，儒学往往可以包含属于学派性质的儒家和宗教性质的儒教两个层面。本文在前贤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儒学元典中“贞下起元”观念源流的考辨，疏理儒学“与时偕行”的文化传统，以期从中提炼民族文化发展创新的动能，为创造性诠释“普遍和谐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有益资源。     

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机制

儒家具有深厚的礼乐传统。礼乐化育强调的是缓慢渐进、氤氲化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化"、"培育"。儒家礼乐传统的化育,其本质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内化外现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过程性、秩序性与向善性等特征。化育功能分为"礼化"功能与"乐化"功能,二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状态,对于个体道德化与社会秩序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要发挥儒家礼乐传统巨大的化育功能,需在儒家礼乐传统的思维路径、资源整合、实践方式等方面下工夫。     

论传统儒家诚信的内在根据

在当前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的热潮中,必须坚持与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相承接的原则,传统诚信尤其是儒家的诚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历史资源.通过揭示儒家诚信的形而上学基础,探究其心灵之境,挖掘其价值之本,追寻其自得之籍,我们天体可以概观传统儒家诚信的内在根据,为批判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提供必要的线索.     

重建世界的人文精神--牟宗三儒家式的人文主义

牟宗三对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乃是出于他对人类精神趋下的时代悲情和他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信念,顺康德的精神路向,本儒家的心性之学,绍续和改造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完成于“三统并建”的学说之中,旨在把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表现为“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它既特别重视人性、个性与人格,又强调道德主体是其根源和基础。牟要以儒家的理想和价值来安置人性、个性与人格,固然是要使个人免于泛滥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工具主义的牺牲品,然而其更深层的基本的关怀和用心,乃在于从他所主张的“道德的形上学”的高度为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使人成为一个具体的全面的发展的人。     

儒家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儒家哲学的两个传统

儒家哲学包含两个不同的传统,即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论传统和以荀子为代表的人本论传统。前者主张以善性为本,倡导顺其自然。后者突出仁义为本,强调教化改造。在儒家发展史的早期,这两个传统之间常常是冲突的。到了宋代,儒学家们用体用论模式重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以性为体、以文为用。二者之间最终形成和谐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