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协付秘书长阿不都熱合满同志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付秘书长阿不都热合满同志在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阿联途中,不幸于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和郑振鐸、蔡树藩等十五位同志同时迂难,我們感到无限悲痛。阿不都热合满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員和民族宗教工作干部。他現年四十岁,維吾尔族人。他在伊协工作期间,对工作勤勤恳恳,对同     

难以忘怀的纪念——忆中国伊协原副秘书长阿不都·热合曼同志

值此中国伊协五十年华诞之际,我们不禁回忆起中国伊协成立初期的一位副秘书长阿不都·热合曼同志的事迹,他是随我国的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以身殉职的,他是—位使人难以忘怀的好同志。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有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当时在这里安葬着的该团15名中国知识界精     

深切怀念马腾霭同志

我和腾霭同志是在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相识的。那时候,他在宁夏各族人民中就有着很高的声望。“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和他一起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后来,又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共事。多年来,我们互相关心、     

从现代神经生理学看巴甫洛夫学说

一伊·彼·巴甫洛夫院士是苏联一位伟大的生理学家。一九○三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条件反射学说。后来,经过二十五年不断思索和大量的动物实验,他终于创立了一套关于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即巴甫洛夫学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巴氏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生理学界,并且在心理学界和哲学界,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很高的评价,是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说体系。本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曾经专门召开了讨论巴甫洛夫学说的科     

心理学必须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

1960年7月苏联召开了全俄教师代表大会。会上詳細地討論了学校改革工作的一些总結,并听取了赫魯晓夫同志的讲話。他指出:“在学校改革的事业中,最主要是教学和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劳动相結合,加强学校的教育工作。爭取共产主     

试论Л·С·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观

维果茨基(1896—1934)是苏联建国初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内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创造性的研究,奠定了苏联心理学后来发展的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心理学思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心理学今天的面貌,因此他“在苏联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苏联心理学六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都是受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的启发与指导而取得的。例如对人的心理的历史观、活动观、内化观、系统观以及今天在我们教     

凯德洛夫其人

凯德洛夫是当前苏联哲学界相当活跃的一个哲学家。据苏联《哲学百科全书》在介绍他时所加的正式头衔是:“苏联哲学家、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0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66年被选为院士。凯德洛夫生于1903年,是苏联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M.C.凯德洛夫(1901年入党)的儿子。凯德洛夫小时候曾随其父侨居在伯尔尼。列宁从1913年夏起曾多次到他家做客。凯德洛夫本人于1918     

“和而不同”的经典之作——《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评介

在苏联解体、原先意义上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人亨廷顿曾预言过即将到来的新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而宗教是界定不同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与崇拜真     

列昂节夫的个性理论

(一) A·H·列昂节夫是苏联也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毕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论工作,在苏联心理学界形成了以他为中心、人数众多、影响深广的学派。一九七五年正式出版、一九七七年再版的《活动、意识、个性》一书是他的晚年著作。书中表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家——沈志远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沈志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沈志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也波及了他,所以后来对于他的著作很少有人提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这就为我们客观地研究沈志远在我国马列主义传播运动中所做的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维果茨基的教育心理学思想

十月革命后到三十年代末期,苏联教育心理学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批判俄国教育心理学遗产,确定重建教育心理学的道路。维果茨基于1920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是十月革命后第一本教育心理学专著,是苏联教育心理学教材的里程碑。后来又写了《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1900年)和《思维与语言》(1934年)。维果茨基对苏联教育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反对把普通心理学的现成篇章移入教育心理学,强调把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分支来研究。他明确提出要重新审查教育心理学的     

评王荫庭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

刚出版不久的《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北京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的特点在于新,主要是材料新和观点新。王荫庭同志不仅搜集了全部已译成中文的原始材料,还几乎全部搜集了苏联已发表的有关原始材料。他所掌握的大量俄文资料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在广泛汲取中国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和细致的考察的基础上形成     

怀念杜任之同志

今年五月一日是杜任之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哲学译丛》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编。杜任之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的高尚思想品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却依然留在我们心中。杜任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1927年8月他考入上海劳动大学,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德国留学,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同盟。1933年回到上海后,即被上海反帝同盟总部派到山西策动抗日工作。1936年参与发起组织了“牺牲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最近出版了《现代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一书。这是苏联最近时期出版的逻辑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从下面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书在苏联受到重视的情况:苏联科学院前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在他的文章“攀登新高峰的苏联科学”(《人民日报》1961年5月25日)中和Е.К.费道罗夫在“苏联科学院1960、年科学活动和科学工作成果运用的总结”(《科学通报》,     

鲁利亚的一生

当鲁利亚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就表现出胜任心理学研究的才能。他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小组,创办了一个刊物。在二十岁的时候,他用几种语言掌握了心理学文献,并与他那个时代的伟大学者(包括弗洛伊德)通信。在后四十年里,他在儿童、罪犯、俄国农民、同卵双生子、脑外伤病人、智力落后病人等的思惟、情绪过程方面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到了晚年,毫无疑问,他成了苏联最杰出的心理学家。鲁利亚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专业领域经常改变,他每选定一个工作领域时,往往被迫放弃,转移到一个他不熟悉的领域上来。     

江总书记与明旸法师的一段佳缘

2002年7月23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明旸法师因病圆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向明晌法师送了花篮,表达了党和政府对明旸法师爱国爱教一生的充分肯定和尊重。 江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到宗教工作时曾多次提到“我与明旸法师是好朋友”。江泽民同志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就十分关心和支持宗教工作,1987年他与明旸法师的一次见面,后来形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这位当代高僧之间的一段佳缘。     

一氓同志提倡学习逻辑和因明——记我接触到的几件事

李一氓同志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共产党人。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等等,为党的壮丽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赢得了广大干部和亿万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一氓同志十分重视提高广大干部的思维水平。他在领导工作中多次提倡干部学习逻辑和因     

罗竹风同志与宗教研究

罗竹风同志是党的优秀干部，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一生为党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识渊博，在很多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出版家和杂文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开拓的宗教学者。他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作出了许多重大建树，受到大家的推崇。罗竹风同志与宗教的因缘，起于五十年代初。解放初期，他从山东青岛调到上海，在华东抗美援朝总分会工作。不久，即调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宗教事务处工作，从此即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初上海的宗教情况非常复杂。当时上海的佛教和道教，在全国…     

毛泽东同志早期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活动

毛泽东同志一生很重视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在青年时代,就阅读了中外不少哲学名著,把研究哲学同改造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救国救民为已任。毛泽东同志在小学求学期间,读的主要是孔夫子的书,也接触了一点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书报,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康有为提倡维新变法的书籍等。还阅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知道了外国一些历史英雄人物的业绩。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的影响下,他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子任”,后来有不少书信是用此名写的。一九一二年春,毛泽东同志到长沙考进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读了半年,他觉得学校的课程限制太刻板,于是就退学了。接着,他到长沙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接触     

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

在1958年4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矛盾问题会议上,当时还在莫斯科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柯尔曼,以“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为题作了报告,阉割革命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原理。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矛盾是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矛盾”,即“时间的不可逆性空间的可逆性之间的矛盾”。他同意沙夫的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机械运动的论断,即“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某一个地方又不在某一个地方”,是“违背了矛盾律”,是“错误的”,应该改为“物体在同一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他说,他之所以公开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错误”,是因为他“在国外跟唯心主义者进行过不少论战”,他们“至今都死抓住这个错误”。他这两个论点,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伊林科夫、库塔索夫)的批评,而且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没有发表他的报告。1959年,柯尔曼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这篇报告。他的文章博得了反共哲学家们的重视与喝采。鲍亨斯基主编的《苏维埃学》第4期(1960年),即劳伯考维编的《苏维埃哲学中的矛盾原理》中,译载了柯尔曼的这篇文章。劳伯考维奇说:柯尔曼是“长期以来就已经拒绝使实证科学屈服于‘哲学的’教条之下的苏维埃哲学家”,“在他的报告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函数主义倾向,其次是对西方学者的异常肯定的评价”(《苏维埃学》第4期“引言”)。西什科夫说:“他在1958年4月莫斯科举行的矛盾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一定以其对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分析批判而发生了影响。如果说在苏联学术界关于矛盾原理的看法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那末,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象柯尔曼、沙夫……这样一些独立的思想家的批判工作”(西德《哲学研究杂志》1962年第4期)。修正主义者受到了反主义者如此热烈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