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汉代的儒学独尊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一汉代的儒学独尊,自汉武帝始。据史书记载: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汉书·武帝纪》)。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可见,董仲舒的对策,旨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学于一尊,从而结束了汉初黄老刑名之学占主导地位的局面。这是汉代统治阶级在统治思想方面的重大转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它标志着儒学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儒家的经义断事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史称“以《春秋》决狱,以《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治河,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就是对这种统治意识的真实写照。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内经》研究

文化人类学具有跨文化研究的学科优势,其理论与方法逐渐在中医研究中得到关注,文化人类学在中医经典著作的《黄帝内经》的研究中理应发挥作用。理顺了法、英、美等西方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内经》研究中,分析了《内经》冠以“黄帝”书名的缘由、“祝由”治病、对重视“脏腑”功能的理解以及对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的解读等相关内容,不仅拓宽了《内经》的研究领域,而且对于社会文化传播、《内经》国际化的学术交流以及教学都是有益的。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逸周书》对于考察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宝典》篇中便能够清晰地看到早期儒学的影子。其中关于“仁”的内容,对孔子“仁”的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所述“四位”、“九德”、“三信”的内容与儒家的修身思想关系极其密切;“十奸”、“十散”涉及择人、敬谋问题,与早期儒家和孔子亦有一定关联。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参照出土文献等资料分析,《逸周书》的《宝典》篇应是可靠的周初文献。     

《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

在儒学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构成中,《易传》最显著的特色和价值,是它为儒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周延的自然哲学的宇宙图景,弥补了孔子儒学的学术内容上的主要缺陷。《易传》的宇宙图景是通过解说八卦或六十四卦这个独特的逻辑框架而表述出来的,并且显然是感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点: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四库全书总目》所建构的易学诠释边界

四库馆臣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经学为解释方式,将历代易学派别划分为“《易》之根本”与“《易》之一端”。费直、郑玄一脉的易学和儒理易及“参证史事”派,合于儒家经学的治《易》理路,被馆臣视为“《易》之根本”;孟、京之学入于禨祥,王弼易学“说以老庄”,易图学源于道教,心学易入于禅学,不合于儒家经学的解《易》方式,被馆臣视为“《易》之一端”。馆臣的这种区分及取向,目的在于使学者分清儒家经学视域中的易学诠释边界和解释方式,同时又能为各家各派的易学思想预留一定的诠释空间。但这种本末、主次的区分,不仅加深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且使儒学内部的汉易与宋易之争走向了更为深入的分裂。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周易》古经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老子作为一名史官,通晓《周易》,其思想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易》的影响。如其“贵柔”以及对“强”“壮”的警觉等思想与《周易》初爻、上爻的爻位爻象象征的意涵颇有内在的关联。其“人法地,地法天”的思想与《周易》的卦爻整体结构体现出来的思路颇有一致之处,其“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可能就是在此一卦爻整体结构中演绎出来的。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思想可能与《易》类筮法体系的哲理化有关。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董仲舒儒学多元特征试析

<正> 一、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多元特征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历史作用在于重建经过秦火之后式微了的儒学。并使之成为二千余年君主专制时代的统治思想。原始儒学是有某些弊端的。它正如《论六家要旨》所指出的那样,是“博而寡要,劳而     

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     

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两汉时期，《春秋》被视为孔子所作的“一王之法”,是学术与政治的核心。“三统”是《春秋》学中的重要理论。它滥觞于西汉初期董仲舒的“三统说”,影响到西汉中期以眭弘为代表的革命思潮。西汉末年，刘歆将“三统说”改易为“三统术”的历法技术，并引入五行相生说，论证了新莽及东汉王朝的历史正当性。从“三统说”到“三统术”的变化，昭示了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     

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董仲舒感应时代课题，重新解释《春秋》，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儒学理论体系，与他能创立新的解释方法论有直接关系。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这种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名号论—探索名号以解释词语；二、辞指论—剖析辞指以解释表达式；三、事例论—通释事例以进行心理解释。三者相互贯通、相互发明，构成了董仲舒《春秋》解释的基本模式；而与毛亨《诗诂训传》创立的“诂一训一传”解释模式原理相通，特色各异，互相竞争，互相影响。     

儒学修身的特质及审美——以《诗经·卫风·淇澳》为中心的讨论

孔子从周，以传承文王之“文”为使命。“文”既指外在的礼乐制度、道德典范，亦指内在的於穆缄渊，两者通过“体用一源”得以统合。卫武公传承文王之学，《诗经·卫风·淇澳》呈现了其修身的特质及君子之美，借此可以蠡测文王之“文”及证成。《淇澳》以绿竹猗猗、青青、如箦象征修身的三个阶段，在成就有德君子时，亦伴有三个阶段的美；内外兼修，身体既是审美的客体，亦是审美的主体，在审美过程中实现主客统一。《论语》引《淇澳》首章，展现出修身的内发与外令、方向性与无限性、道德优先与审美“退场”。《大学》引《淇澳》首章，侧重修身的起点，呈现修身的内、外两个向度，在方向性与无限性基础上，以三个“不忘”来表现阶段性目标实现。《淇澳》展现的修身特质有：承认起点的个体差异性，由此决定功夫的进路以及终点的集成。修身包括个体发展的两个阶段：“即凡而圣”与“即圣而凡”,从而分别成就“小身子”与“大身子”;改变内在品质，以接近文王之德之纯。《淇澳》修身体现出个性之美与集成之美、仁之美与敬畏之美的统合，具有道德与审美的双重面向，后世儒学在继承时，有道德抑制代替审美的倾向。回望周代修身文化，有助于理解德美合一，对于激活儒学的艺术精神主...     

上博简《曹沫之阵》研究

上博简《曹沫之阵》与《左传》、《国语》中的原始材料一样,应该是战国时期流传到楚地的“教材类短文”。《曹沫之阵》强调“是故夫陈(阵)者,为三教之末”,与儒家重视教化在治国中作用相契合。结合战国时期儒学南传,对《曹沫之阵》可能为儒家文献的认识更加清晰,从中可以管窥早期儒学对楚政治、文化的影响。     

《吕氏春秋》的中医治疗学思想探析

1《吕氏春秋》中的中医学治则思想《吕氏春秋》作为杂家名著兼采先秦诸子各家之说,有些学术观点与《内经》很接近,如其反对用宗教迷信方法抵御疾病,说:“今世上(尚)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季春纪第三·尽数》)。《素问·五藏别论》则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吕氏春秋》蕴含有许多中医治则思想,在《内经》中亦有所体现,如《季春纪第三·尽数》曰:“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孝行览第二·孝行》又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养生治国须“知本”“求本”,治病亦须“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