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型社会政策——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

社会政策是人类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操作规则的集合。对社会政策的理性认识关系到社会公共问题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有效解决和顺利实现。上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为我们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早期的社会政策理论将经济和社会对立起来。针对这一缺陷,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有效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关系,从而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问题,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另一方面,社会政策的"情境性",则要求我们理性分析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选择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寻找真正适合的社会政策理念。因此,本文在深入把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问题背景及其进步意义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背景,提出继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中国形态———整体型社会政策。     

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特征与社会政策体系建设

社会政策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从国际视角与本土视角相结合、学术视角与实践视角相结合的角度看,70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到形成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安全为底线的社会政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策的社会性逐渐增强,现已具有中等程度的社会性特征。进入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和社会政策研究,建立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体系,提高社会政策的社会性,使其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     

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能否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坚决维护民族团结,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关系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保障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采取许多特殊的扶持措施,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工业时代的产物抑或文化认同的结果——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

马克思与伯林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歧见是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角与现实关怀.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坚持,伯林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不重视民族主义运动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实际上,这是因为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视为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极度分配不公所致.尽管伯林理解马克思是因为重视大工业对人与历史的影响而不强调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但因为关注20世纪犹太人的生存现状及其问题,伯林并没有把这一洞见运用到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理解上.     

金牛道上的回族村镇——弥牟镇CSSCISSCI

在成都市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千年古镇——青白江区弥牟镇,这里是古道金牛道的必经之地、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有诗人赞誉它是＂嵌在川西平原上的一块翡翠＂。弥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的古镇,据记载公元934—936年间,这里就形成了集镇。弥牟镇名垂青史源于诸葛亮在此推演兵法而创设＂八阵图＂。有诗云：＂晓云不散弥牟镇,春草横生八阵图＂。     

中国特色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现实取向

社会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发展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将"发展"注入社会政策的价值之中,是对传统社会政策模式的优化与创新,并赋予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价值理念方面,实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在实施策略方面,实现整体性进步和差别性对待、修补性与积极性的统一;在社会效益方面,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附属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这"三个统一"促使发展型社会政策完成了其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由此,我们进一步探究在中国推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传统社会政策体系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以价值选择的协调性、实施策略积极性、社会效益包容性为特征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必将成为中国社会政策实践的新思路、新选择。     

环境经济政策的伦理学审视

为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价值支持是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应发挥的作用.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交叉运用,是政府手段与市场手段的结合,它以可持续发展为追求.环境正义是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环境经济政策的正确实施有助于环境正义的实现,但如果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正义.     

流动儿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与社会自尊的作用

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897名流动儿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和问题行为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自尊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呈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自尊、公正世界信念与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公正世界信念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社会自尊调节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公正世界信念影响问题行为的中介路径。社会自尊水平较高时,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显著; 社会自尊水平较低时,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看经济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达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的终点,解决了康德遗留的问题,即以经济实践来统一人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由此经济的本质被揭示出来,即经济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实践活动,这才是人类社会由此岸世界通往彼岸世界的现实桥梁。     

世纪之交宗教工作的思考 ──再谈“讲政策、抓管理、促适应”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有关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简言之,就是讲政策、抓管理、促适应。坚持根本;保持“三句话”贯彻的连续性这“三句话”,是我们应对复杂的宗教问题,处理繁杂的宗教事务,把握变幻的宗教形势,必须坚持的根本。根本,即立足之根,创业之本。我们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世界上…     

论家庭政策的道德价值

家庭政策是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内含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主要体现为家庭政策促使社会道德具体化和现实化,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障;促进社会治理,厚植道德建设的民生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夯实道德建设的政治基础;加强家庭教育功能,奠定道德建设的主体基础。家庭政策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才能实现其道德价值。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宗教政策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上)CSSCISSCI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第一次国内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大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中国穆斯林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广大穆斯林贫农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动力和中国共产党天然的同盟军。     

社会主义心理学中的情绪问题——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情绪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结构之一。情绪概念的内涵广而深,过去一个时期中情绪概念的含糊不清,因而形成了它在社会体系中所起作用的不确定性。这只能证明情绪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相对的不易觉察性。情绪这种高度复杂的心理活动具有三方面的要素:神经生理的、行为表现的和主观经验的。在日常生活里,情绪的内心交往是通过反馈机制而实现的;情绪的社会交往是通过人际的知觉过程而实现的。我国古人已经看到了情绪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且有着机体的生理基础。我国古代     

美国对经济的管理和服务

提供公共物品,营造适宜环境。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私营经济遍布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各经济主体的事情,政府或政府机构不直接经营企业,但政府从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出发,在提供公共物品、营造适宜环境、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卓有成效。由于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都不愿意生产经营而只愿意做一个“免费乘车”,而公共物品又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所以政府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出发提供公共物品便是提高经济效率、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和海伦·英格拉姆提出,她们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社会建构框架并非全新的理论,它是在借鉴多元主义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对这些理论的完善和超越。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个,即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和政治理论。民主的政策设计是该框架强调的内容,而其理论特色是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效应的关注,并思考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目标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为基础,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类:优势者、竞争者、越轨者和依赖者,并详细讨论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政策意蕴和政治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该框架形成了有关政策过程的五个基本命题,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的反邪教运动(上)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宗教问题。1970年以来,美国的宗教出现若干倾向。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反抗浪潮,以及接踵而至、遍及全国的宗教复兴震荡着整个美国。全国范围的宗教复兴出现在70年代早期,之前是60年代的反抗浪潮:所有的人群,不论其是否宗教团体,都对宗教问题给予     

中国历史上民族宗教政策的现代启示

综观中国历史之特点,可以“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民族繁殷”予以概括。中国历史上的边疆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紧密相关,互为表里。对上述问题的处置,关乎王朝之存续,国运之兴衰 一中国的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堪称错综复杂,其交往过程十分曲折而漫长。然以其趋势论之,自先秦至今日,中原地区一直扮演着凝聚核心区域之角色。从民族角度考察,执掌中原王朝权柄者,既有华夏-汉族一系,亦不乏其他兄弟民族。此外,两个政权(南北朝、辽宋、宋金、宋元等)并立甚至多个政权(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同时并存之现象亦存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