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启蒙思想

无论当时抑或现在 ,康德的启蒙思想对哲学家们似乎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当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中找到了从理论上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源泉 ,福科则从中找到了理解和阐明现代哲学基本特征的线索和出发点。那么 ,作为这种不断开启新思想的源泉 ,康德的启蒙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很多 ,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涉及。除了《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 ?》这篇以启蒙为题的专论 ,《实用人类学》、《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万物的终结》、《重提这个问题 :我们是在朝着改善前进…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康德与福柯:启蒙与现代性之争

自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之后,200年来,西方哲学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启蒙问题,甚至福柯断言:"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启蒙问题,笔者注)做出回答的哲学"[1].然而,福柯更深刻地感受到的是对启蒙的疑惑:"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2],进而引发了福柯对探寻"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是否应当从中看到对于18世纪的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3]的诉求,公开了当代挥之不去的启蒙与现代性之间的哲学争论.     

卡西尔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人是符号动物",这是卡西尔在其哲学人类学著作《人论》中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然而,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声称他回答了这一问题?带着这一问题,本文将卡西尔的人类学命题回溯到了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并认为后者中的"世界理解"概念是理解整个卡西尔哲学的关键。不仅如此,这一概念还可回溯到康德关于"学院概念"和"世界概念"的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通过对这一康德问题以及卡西尔的回答的分析,本文认为,由于卡西尔哲学中实践维度的缺失,他并没有回答康德意义上的"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论语》“忠”的伦理内涵新探

罗哲海以"后习俗伦理"解释孔子的伦理思想,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他说:"中国在轴心时期的中后期(公元前600年-公元前200年间),曾经历过一个早期的‘启蒙新纪元’,因为此时的哲学家们不但对先前视为理所当然的规范进行反思,而且具有向‘后习俗’(postconventional)思维的突破性进展。"[1]那么,什么是习俗性的伦理呢?美国的汤姆.L.彼彻姆在他的《哲学的伦理学》中谈到"什么是     

“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

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启蒙精神与哲学的当代合法性

<正>哲学在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觉的定位并发挥其功能?这是困扰着当代哲学的重大问题和挑战。要对此做出有力的回应,需重新审视与深入思考哲学与启蒙的关系。福柯曾说过:启蒙问题是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的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     

作为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晚期福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及其伦理转向

晚期福柯思想的一个线索就是对康德启蒙问题的再思考。康德提出要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摆脱"未成熟状态",实现理性的自由。福柯发展了这种批判,认为康德启蒙思想暗含着对我们当下在场的分析,凸显出一种现代性态度和伦理风格:主体和真理的关系不再是认识论的,而是伦理的,即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转向一种"勇于求知"的"伦理学",福柯消解了康德的先验主体结构,重建起启蒙与修养工夫之间的关系,倡导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我们自己的当下实在性"。     

《“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出版

<正>吉林大学白刚、张荣艳著《"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一书,于2015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中,将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放进"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这一"纵向"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问题域"这一"横向"的"纵横交错"中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阐释和回答了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什么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在对这三个     

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

<正>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然而,为什么康德会提出"理性恨"(Misologie)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康德的语境中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黑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方旭东在其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中批评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经我仔细检查方旭东的论点,发现牟宗三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的确有若干误译康德文本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正确把握。反倒是方旭东,由于他自己对康德哲学的隔阂,严重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     

论康德的启蒙观对福柯哲学的影响

康德对"何为启蒙?"的回答在西方思想史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把启蒙视为批判性的"出口",并将其置于人类通过自身努力迈向成熟理性的历史进程之中。福柯承继这种历史批判态度,从伦理与政治两个面向对康德的启蒙观加以解读,进而把启蒙视为一种关联于"现实性"的反身态度和"不被如此统治"的批判艺术,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起启蒙的新任务:在"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以确保我们既能自主地使用理性,又能为理性的政治权力划界。     

我们怎样才能幸福:康德与今天的中国——艾伦·伍德教授访谈录

当代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价值系统却遭遇了迷惑乃至混乱。对于很多已经不同程度上富裕起来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感觉到幸福?或者问得更直接一些:有了钱以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幸福?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我们该有怎样的信仰?两百多年前(后世称之为"理性时代"),德国哲学家康德针对当时欧洲遭遇的信仰迷局予以了系统的哲学反思。重温康德关于幸福、道德和理性的论述,对于遭受类似精神危机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适切的而且及时的。就此,华东师范大学李明洁教授采访了康德专家艾伦·伍德(Allen W.Wood)教授。伍德教授是欧美德国形上哲学和康德研究的一流学者。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现任印第安纳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和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是剑桥版《康德全集》的编辑和其中多卷英文版的译者。代表作包括《康德的道德宗教》(1970)、《康德的理性神学》(1978)、《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第2版)、《黑格尔伦理学思想》(1990)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2014)等。     

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

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中,道德神学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这种“薄弱”不在于对它研究得“少”,而在于对它在康德整个哲学论证中的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从而导致对康德哲学的启蒙意义认识得不全面。在我国,许多人欣赏诗人海涅的下述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这种说法的修辞学色彩掩盖了其所欲表达的真实含义。如果这里的“上帝”仅仅是指“自然神论”的上帝,那么说《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便是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海涅,第101页),而“实践的理性,就像用一根魔仗一般使得那个…     

康德对宗教合理性基础的批判与建构

康德的三大批判最后都包含着一个问题———宗教批判 ,这一问题究竟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与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康德的宗教批判角度来揭示这些问题 ,重新审视康德的批判哲学。一、清除旧宗教的知识基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宗教的态度 ,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诸多争议中 ,如何看待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是一个焦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有必要弄清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 :康德为何要对传统神学进行批判 ?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是否就意味着对神学的批判 ,以至于否定宗教 ?对…     

“概念论者”还是“非概念论者”——对康德知识论的两种解读

关于"知觉经验的内容是否为概念性"的争论是当前分析哲学讨论的核心话题。根据对该问题的回答,在分析哲学内部出现了概念论与非概念论两种主张。其中,持概念论主张的分析哲学家往往以康德知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对康德作概念论解读,以对抗非概念论者的挑战。这种解读在康德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双方的争论使得"康德是否为概念论者"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国外学界的一个热点。     

伦理价值背后的“理性”与“生命”——奥伊肯的中国伦理观及其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批判

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是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并在价值评判上与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产生了分歧。他通过对康德哲学真理观的批判,反对认识主体与道德主体的分裂;通过分析黑格尔哲学的伦理观,反对国家伦理对个体价值的压制。他肯定了儒家伦理中的整体性与超越性,在后启蒙的视野中对儒家伦理提出了新的思考角度和追问方式。     

自然科学时代的道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异端的导读

作者将《纯粹理性批判》视为康德哲学的“哲学全书”,认为它不仅是对“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而且也是对理性关切的另外两个问题,即“我应该做什么?”与“我可以希望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康德对于“知识”与“希望”的探讨最终都是为道德服务的。康德通过先天综合不但解决了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一举解决了道德及其基础———自由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使哲学不但具有了超越时代与文化的自明的有效性,而且也展示出其道德———实践的优先性,这使得《纯粹理性批判》成为了自然科学时代具有“世界公民”性质的实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