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仁义内外与人性善恶——重审孟告之辩的两个主题及其关系

孟告之辩涉及仁义内外和人性善恶两个主题。仁义内外之辩针对的是道德实践的动机问题,而非道德规范的来源问题,内外是相对于道德主体之"心",而非相对于先天本有之"性"。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内在",实是主张仁义应当内在于人心,亦即道德实践应当是自律。这种内在性的程度根据人心对道德理由、意义的反思理解程度不同而有深浅之别,即使孟告在"仁内"这一点上看似并无分歧,实则仍可能存在这种程度深浅之别。孟子以"四端"说为内容的性善论只能说明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的一部分来源,在相对于人性的意义上说"仁义内在"恐难完全成立。道德规范有时并非来源于人性,相反是为了约束和矫正人性,即便如此,这些道德规范也完全有可能成为人心的自觉选择。在人性论上持相反立场者,如孟子和荀子,也可以在相对于人心的意义上达成"仁义内在"的共识。     

告子与孟子人性论辩之分析

《孟子》中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论辩是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对话。过去学者们大多站在儒家立场上评论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这场对话表明在人性问题上告子与孟子的差别最为明显,有的学者认为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在一个层次,有的学者暗示告子悟性不足,未能理解孟子的思想。但是至今尚未有人对告子的论述作出连贯、系统的解释。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论"仁内义外"

“仁内义外”是战国时期思想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孟子》中的记载,告子曾经有过这样的主张。《告子上》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此外,《管子》和《墨子》中也有与此相关的线索。前者见于《戒》篇,其说法是: 仁从中出,义从外作。表面上看来,与告子的主张是近似的。①后者见于《经下》: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礼之辨

仁礼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论辩,它指向在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中到底是从内在资源出发还是遵从外在资源。仁礼之辨渊源于西周、春秋的礼乐制度和礼义、礼仪之辨。孔子虽然对仁礼有轻重先后的划分,但从理想状态上讲,两者应当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般相辅相成。思孟学派强调内在的仁对外在的礼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荀子则更强调礼在道德实践、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义命之辨

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

《孟子正义》是清代乾嘉学者焦循晚年的学术名著,自它公开出版以来,深受儒学特别是孟子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本文则从易学的角度,考察、发掘焦循阐述《孟子》思想的易学内涵,认为孟子崇尚的所谓先王之道,是以易学中的通神变化之道,即“时”的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并藉此对孟子的经权思想作了易学的发挥,指出其具有调适和顺化先王之道的双重特征。焦循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也烙有易学"感而遂通之性'伪印痕,但在论证过程中,焦循却摒弃孟子的性善说,成为告子人性论的维护者。至于重塑孟子的理想人格,焦循终究未能翻出儒家在现世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以道德实践为根本内容来构建理想人格的旧轨。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孟子人学思想探析

本文认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是儒家人学思想得以建构和拓展的基点和核心。孟子通过严析人禽之别,揭释人心特征,阐发了对于理义道德和富贵物欲的追求,是人心所具有的社会心理趋向特征,而只有识得和践履理义道德,才能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而应具备的仁义礼智道德属性,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由此孟子具体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完善方法,认为个体只有自觉主动地遵循践履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才能成就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孟子仁义并举的原因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仁、义、礼、智四个德目,都曾被孔子高度强调过,然而战国诸子运动表明单独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免出现其流弊。贵仁易流于无差等,贵智易流于智巧,贵义易流于守义清高遁世。强调仁礼二端,则需凸显义来承转与兼综。在子思学派仁义并举的理论基础上,并在与当时墨家、杨朱学派以及不仕而议的士风斗争的过程中,孟子自觉地并举仁义,并做出仁义为四德“头脑”的解释。孟子仁义并举的努力,彻底扭转了之前四德散立的状况,仁义此后成了儒家之代名词。     

齐物之境对于仁义-政治的拒斥——以《齐物论》“尧问于舜”章为中心的讨论

《齐物论》"尧问于舜"章对于"齐之为齐"的涵义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阐明,它指明一个基本的视野,即齐物之境排斥仁义-政治之域。舜以"德进于日"为尧之征伐作辩护,透露出仁义-道德与权力政治的沆瀣与媾和,扭曲了齐之为齐的真正本质,湮灭了齐物之境的真正可能。郭象力图以齐物之境与仁义-政治的一致性来解释尧舜对话,最后将齐物之境理解为个体性境界。章太炎则点明了孟子式儒家仁义-道德之名为武力征伐之口实,明确说明庄子的齐物之境超越了仁义-道德之境。在庄子与孟子的简单对比中,齐物之境被理解为一个差异性他者与自我共存的无限世界,区别于基于特定仁义-道德观念而总体化的世界。     

论老庄哲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

如果说先秦儒家(主要指孔子和孟子)是以道德理想的提升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其超凡人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先秦道家(主要指老子和庄子)则是以其精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其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如果说先秦儒家采取的是一种积极肯定人生、提高道德学养的方法来实现其超越,那么先秦道家则是以消     

庄子视界中的儒家

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站在道家立场,批评孔子、批评儒家处甚多。透过这些批评,我们发现,庄子熟悉儒家人物,谙熟儒家著作,精通儒家思想。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以仁义为思想核心,同时,还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此外,庄子视界中的儒家又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仔细考究庄子视界中的儒家思想,更多地是对孟子和告子思想的概述和提炼。     

书讯

正《儒家超越思想的起源》作者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定价:109.00元。超越思想是儒家人生信仰的根本,港台新儒家有影响深远的"内在超越"说。本书从殷商巫术与宗教开始,重新探寻儒家超越精神的起源与流变,认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并非内在超越,而是以"合内外之道"为特征的中道超越。先秦儒家的中道超越沿着上下与内     

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

群己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都表明先秦儒者更加重视群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忽视个体生命以及个体利益,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这样一种群己观,在与西方社群主义群己观的对比中,可以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特质,并呈现出其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