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海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比较研究

过程哲学在当代越来越成为一种显学,它所强调的"过程"为解决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视角。过程哲学从现代哲学的向度出发,超越了最初奠基的形而上学样式的理解,将宇宙看作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之中。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极力探寻永恒、不动的"神"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同样也有着生长着的宇宙论思想,而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之所以提出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实体"思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质料"和"形式"以及"神"的概念分析,揭示以其为核心概念的宇宙过程性思想与怀特海以"现实实有"、"永恒客体"以及"上帝"概念为核心的宇宙过程论之间的某种对应的关联,以从新的侧面上揭示怀特海的宇宙论与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亚里士多德论人自然的政治性

本文尝试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最著名的命题"人依据自然是政治的动物",用更前后一贯的方式理解《政治学》I.2中的论证,强调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说的"自然"主导的含义是人趋向美好生活的自然冲动。本文反对对该命题的两种误解:第一,将"政治的动物"理解为"城邦的动物",从而认为"政治的动物"是人的定义;第二,认为亚里士多德主要在"目的"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城邦在"自然实体"的意义上优先于个人。这个讨论让我们能更好地看到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使用在什么地方存在问题,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在看待人与城邦关系时的相似与差别,从而提示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待所谓"古今之争"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高清海本体思维方式批判思想研究——基于《哲学的憧憬》的解析

本文通过《哲学的憧憬》解析高清海有关本体思维方式及其批判思想。从《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到《哲学的憧憬》,意味着将主体自我意识遭受的束缚归于本体论的批判性解读中并予以解除。《哲学的憧憬》将本体思维方式区分为现实实践、教科书以及本体论哲学三种语境及其症候,并着眼于本体论哲学批判,其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本体论哲学看成是"物"与"物"的关系模式,揭示物质本体论及其实体主义本质,进而把握本体思维方式批判何以必然导向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人本学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观变革。高清海批判的物质实体,并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或本体,他通过重新规定本质与实体,让本体论哲学从属于本体思维方式批判。高清海讲的实体,是一种以抽象的概念规定现实世界并具有本质主义症候的实体,是其本体思维方式的概念支撑,本体思维方式也表现为实体的思维方式。但如何突破本体、实体与存在的牵制,进而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定位实践主体以及类主体,依然还是一个问题。     

直面政治事实自身

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意欲过上整体性的好生活,政治事实就必然存在。而在诸种学科或学问中,有关政治事实的理论研究似乎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有关政治事实的学问乃是有关人和社会之最根本问题的学问。那么,什么才是政治的"是其所是"呢?约有三种提问方式和追问方式:政治学、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预先标划出三种追问方式的异同,继而规定出政治"是其所     

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     

伦理生活与形上超越——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

在当代哲学的"伦理转向"中,德行伦理学的复兴是一个重要事件,从中也生发出新的理论形态和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澄清德行伦理学核心概念arete(德、德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亚里士多德最早构建德行伦理学的思想体系,arete得到全面系统的阐发,他一方面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有"伦理之德"和"理智之德","自然之德"和"完全之德"以及"完满之德",另一方面将arete的多种面向关联起来,使之互相贯通,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蕴含着逻各斯与习惯、沉思与实践的张力,并致力于实现形而下的伦理生活与形而上的智慧超越之间的协调统一。亚氏关于arete的探讨对于当代伦理思想仍不失其现实的启发意义。     

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以斯特劳森的《个体》为例

通过对斯特劳森《个体》一书中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本文在揭示它与亚里士多德的以可感实体为基本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在日常经验中复活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企图的内在思想问题。文章联系培根的"四假象"和康德的"先验幻相"对这种经验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论及分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上的共同特征,说明了当代分析哲学家经常诉诸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进行哲学史编纂的方法论根源。     

德性之冠:亚里士多德论大度

何种生活通向幸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的答复是政治生活,而在第十卷的答复是沉思生活。对于这种矛盾表述,学界争论的关键在于政治生活是否必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路径无疑是审视政治的最高德性,即大度。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两个起点:Endoxa与良好的教养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I.4,1095a30-b9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入手,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两个起点--endoxa和良好的教养.前者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结合保证伦理学可以达到知识,而后者则是伦理实践者成为好人的必要条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我得出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两个基本特征--认知乐观主义与"实践悲观主义",而亚里士多德以伦理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则提供了将认知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消除"实践悲观主义"的途径.     

亚里士多德对快乐主义的颠覆与改造

快乐,是人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东西,实践哲学总是要对快乐有一个安置。然而,对快乐的评价总是处于快乐是善还是恶的争论之中,实践哲学也总是在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摇摆。亚里士多德全面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展示了,在实践生活中既有用理性战胜快乐以培养美德的面向,也有美德自身就有快乐且理性与快乐和谐的面向。为了让快乐的这两个面向相互协调,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快乐,即作为对欲望满足的过程的感觉的偶然快乐和作为成全的自然快乐;并且亚里士多德从运动（过程）和成全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两种快乐的存在性质。欲望满足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运动,是较低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颠覆;成全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成全,是较高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改造,拯救并高扬了快乐。     

论一门哲学伦理学的可能性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伦理学与作为应用的“实践”伦理学的严格区分,是随着近代以来“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兴起的,在古代的哲学中不仅不存在这种区分,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一种最高的生活方式。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区分使得哲学伦理学本身变得可疑,事实上也陷入了困境,而要走出这种困境,在哲学伦理学内部可以看出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是康德的形式主义路线,一条是亚里士多德的道路。但两者都不能独立解决这一困境,而要互补为一门伦理学可能的部分才是可行的。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幸福.属人的幸福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实现的最高善,即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灵魂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又包括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以合于沉思的理智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以合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但它是属神的生活,不是属人的生活,人只能以其神性的部分来过这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第二好的生活,并且它是属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但现实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政治的生活带来的是属人的幸福,它与城邦的善联系在一起.此外,即使一个人过着沉思的生活,也同样需要拥有明智的品质,做符合道德的行为.     

两种生活方式之争:德性与快乐——对普鲁塔克的伊壁鸠鲁批判的一个考察

在古代,哲学究其本身被当作一种生活选择,一种以"共和德性"为主导的生活方式的践行。伊壁鸠鲁通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反思,教会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自然和生命的存在,以"个体快乐"的心态应对生命中的每一时刻。这种对传统生活理念的颠覆引起了众多的质疑和批判。罗马时期的普鲁塔克为了重塑共和德性的基本精神,展开了对伊壁鸠鲁个体之乐的激烈批评。这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争论,无论是以"德性"为主导的生活方式,还是"快乐"式的生活方式,都从根本上体现了不同生活境况下人们所理解的生活价值取向的基本可能性。     

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建构及其困境

约半个世纪之前,在西方实践哲学领域兴起了一股名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o-Aristotelianism)的思潮。(参见塞尔科沃;Knight;Schnaedelbach;Volpi;Wallach)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学派或组织,而是一种倾向,即"指道德与政治哲学中一条回向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研究的方向,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仁爱的友谊观——论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扬弃

随着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友谊问题重新得到哲学家的重视。当代学术界对友谊的讨论深受亚里士多德的"世俗的友谊"影响,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仁爱的友谊",成为扬弃亚里士多德式的世俗友谊的一般友谊。仁爱的友谊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为全人类所向往。由于两种友谊观在理论和思想背景方面的巨大差异,世俗的友谊似乎阻碍"仁爱的友谊"成为一般的友谊。然而,以仁爱诠释友谊的做法并不是对亚里士多德世俗友谊观的简单否定,它能包容并完善世俗友谊的主要特质。而且,由于仁爱的友谊能处理好"爱朋友"与"爱其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代探讨友谊问题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现代性与哲学革命

现代性本质上是哲学反对基督教以建立一个哲学世界,以此改变自己的政治宗教处境的尝试.哲学革命的结果却导致哲学与宗教的双重衰落.哲学只有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退出公共生活,重新回归自己的沉思本性,现代性危机才能被克服.     

马丁·路德论称义与运动

关于马丁·路德的称义哲学,学界目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外在的解释",另一种是"内在的解释",本文则尝试从"运动"入手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为了阐明称义的存在方式,路德反复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重构了后者运动学说中"毁灭"与"实现"的存在论地位,进而将运动的内在结构表述为"总是回到起点",即总是回到虚无。在这种运动的称义学说背后,蕴含着路德对生成、存在、非存在与虚无等形而上学问题的全新理解。本文认为,也唯有从运动的虚无主义机制出发,路德才能从根本上奠定新教人性论的哲学基础。     

实践领域的划界与拓展——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传统,将实践哲学问题单纯地划定在人的政治-伦理领域。以此为参照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似乎与这种传统相去甚远。然而,一方面,"实践"的外延在历史中确实早已大大拓展,从最初的仅仅指代政治-伦理行动,到近代之后逐渐包涵科技、经济生活等,即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实践;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确实强调物质生产领域在整个实践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放弃了实践哲学之规范性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