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     

评萨特的自由观

萨特的自由观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人就称萨特的存在主义为“自由哲学”。萨特还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充满自由气息”,“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获得诺贝尔奖金(本人未领取)。     

社会加速理论视域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社会加速已然成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加速有三种独特表现形式,分别是科技加速、社会加速以及人的生活节奏加速。西方加速主义者主张以“加速”超越资本主义,迈向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提出了建构后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平台、夺取社会技术的领导权、以“共鸣”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造成的异化等路径。总的来说,加速主义看到了科技的重要作用,且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生态问题,但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矛盾,对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缺乏关注,所提出的路径也难以超越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滤镜”与“美颜”: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向度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转向,确定了以文化产品为媒介的意义秩序建构方式。以文化为表征的意识形态作用机制内涵了双重向度,即以“滤镜”与“美颜”效应实现对社会制度的辩护功能。“滤镜”旨在解构,文化意识形态在对政治调性的转移与自由个性的泯灭中,祛除了社会系统运转中的异质性要素,缓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结构性冲突;“美颜”意在虚饰,文化意识形态将直接的政治压迫转变为隐性的文化控制,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矫饰为自由竞争下的合理秩序,服务于特定群体的压抑性结构被美化为指向全体成员的制度安排。在“滤镜”与“美颜”的双重扭曲下,社会成员因同质化商品符号的占有产生虚假的幸福意识,继而于无法抗拒的同一性中虚构其“主体”精神。在发达资本主义“主体化”幻象之下,是被动附着于社会系统无意识的孤立原子。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承认并尊重国家差异、实践特征更加明显以及更加注重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主张就其本质来看是一致的,前者是实现后者的过渡性目标,后者是践行前者的总体价值导向。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经之路,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亦将在世界历史的前进过程中逐渐取代狭隘的民族和区域意识,成为实现自由人的和谐、自由、整体性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论述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思格斯谈到将要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深刻论断,时常引来歧义的解释。有的人以此作为说明必须优先发展个人利益的依据,其理     

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观革命

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伦理旨趣

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伦理精神的主旨。在对资本主义生存情境的批判、解构中,马克思消解了近代伦理对人的解放的抽象的、形式的、虚伪的承诺,而把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置于对生活世界整体解放的诉求之中,从而为实现这一解放目标寻求到一条真正可靠的、现实的路径。一、“解放”的意象“解放”的伦理冲动总是定居于人的有限性的、异化了的现存境域之中。“解放”伦理的第一意象就是粉碎“枷锁”,瓦解使人的生存沦于奴役或罪恶状态的压迫性或束缚性力量或情境,从而使人的本真存在、自由和善的人性得以“出场”,这也是人类伦理价值追求的普…     

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评析

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之主要观点及其错误、违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宣扬抽象的价值主体。认为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是具有共性的即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决定的人。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是直接对立的。 2.歪曲价值关系的实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价值关系则是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的关系。比如萨特说,“人即自由”,认为人的本质即自由,人类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人的全部价值在于它是自由的。这种抽象的价值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关系。 3.宣扬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绝对平等是人类的价值目标。其中民主是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要求”和无穷无尽的“最     

精神自由与心灵自由——庄子与萨特自由精神之比较

庄子和萨特虽然都不约而同地呼唤自由,但他们关于自由的理念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庄子的精神自由是消极的,萨特的心灵自由是积极的。庄子认为要想实现自由理想,就要顺任自然、“洗心去欲”;萨特则认为“人命定是自由”,实现自由理想,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勇于自我选择、自我造就、自我实现。     

萨特存在主义剖析

本文着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文学等几个方面作了一些剖析。作者指出,萨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萨特所宣扬的抽象的个人、自我意识、自由选择、绝对自由是超时代、超历史和超社会生活条件的;而“行动哲学”和无政府主义则是他的绝对自由理论的孪生子。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是他文学作品的思想支柱、灵魂,而他的文学作品则是其哲学的形象化、具体化,二者互相补充,互相生发。萨特存在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世界精神危机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概括。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萨特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分歧,指出两者是根本对立的,那种轻率地断言萨特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是“高耸的里程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从景观空间中突围--一种心理地理学的批判

景观空间就是指景观社会或社会景观的空间组织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统一整合的空间，是生产利润和利润生产的空间，是商品自由布展和自由布展商品的空间，是产生“世界历史”的城市环境及其空间，当然也是理解德波景观社会的重要概念。景观社会及其空间是彻底异化与精神分裂的社会与空间，为了建构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的真实瞬间，人们必须通过心理地理学的“漂移”、“转向”、“建构情境”、“整体都市主义’’等策略与实践从中突围。     

马克思自由观的现代价值——基于与萨特自由观的比较

与萨特自由观相比,马克思自由观具有更为重要的现代价值.这种现代价值根源于马克思对人的本体论定位的合理性,即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建立在“类自由”基点上的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现实实现.在与以萨特代表的强调“自我”的绝对自由,并由此导致我与“他者”的绝对对立的自由观的对比中,马克思的自由观不仅能达到理论上的“主体交互性”的实现,而且能够在现实境遇中达到实践上的自由.     

市场逻辑与平等观念

人们一般认为,“平等”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经济概念,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提出“自由平等”的革命口号,要求推翻封建等级制度,使人们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平等”一词的政治内涵尤为明显。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随着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不断获得与扩大,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各种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平等”的主题发生了转移,呈现出更多的经济涵义：即如何确立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平等秩序,达到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平等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已成为西方经济哲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一、市场经济中…     

对自由主体性的建构：社会主义阶段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成指向

自由的主体性即人在自由中所具有和凸显的主体作用。社会主义阶段的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权利、也是能力，亦是状态。社会主义阶段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质，彰显“权能型自由观”基本特征，在保证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培育人自由信仰宗教的能力，突出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性，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特征。强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性，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构筑理性世界观、培育人的“信仰理性”、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的作用，让人真正自主掌握“信”、“不信”、“信什么”的三重信仰自由维度，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阶段的宗教信仰自由。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论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的建构逻辑

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的实质就是现实自由的理论逻辑。马克思现实自由的理论逻辑具有三个互相关联的本质特征,即现实自由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自由,现实自由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结合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自由,以及现实自由是区别于封建社会的生活自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自由的、人处于自由自在存在状态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现实自由逻辑的理论合法性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人们的精神境界普遍高尚,以及三大差别的最终消失,使得人类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即实现了人的自由存在。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研究是马克思哲学未竟的事业,需要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提供哲学指导。     

从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看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基于对“塔克尔-伍德命题”的反思

塔克尔和伍德把马克思与正义链接起来,向世人展现了“拒斥正义的马克思”的形象,从起源处论证了“剥削有理”。而马克思用理性的刀子解剖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用精神的正义能量唤醒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赞成正义的革命者”的形象。实际上,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剥削发起冷嘲热讽的正义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给予肯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正义在历史的旋流中不断开显与实现,资本主义是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和剥削事实既定的非正义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