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命哲学探源:《管子》生命本源论

《管子》哲学意义上的道分为天道自然之道、客观真理之道、万物本源之道三个层面。《管子》天道观体现出春秋时期过渡的特征,既有对天道、上帝的崇拜与祭祀,又有对在逐步构建自然天道的客观真理性认识。《管子·经言》组较早的把生命现象与"道"联系起来,奠定了万物本源之"道"论的逻辑起点,这也是中国生命哲学的真正源头。《道德经》成书当晚于《管子·经言》组,《道德经》万物本源的"道"论是对《管子·经言》组中被赋予生命意义的"自然天道"之提升。《管子》哲学意义的三种"道"论指向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特征,表现为虚静、广博、周密的特征。物质性的水、精气作为万物本源,代表着从本源论上逐步建构起春秋古典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架构。《管子》"水本源论"形成有其内在逻辑,其成文当在《管子》四篇之前。     

释“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

《郭店楚简·语丛》"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大概是现存最早和最明确表达"天人合一"思想的命题。《易》的"所以会天道、人道",表明"天"、"人"之间的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二者是不离相即的,而西方哲学则以"外在关系"立论。《周易》是中国最古老探讨"所以会天道、人道"的经典。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     

《管子》“君臣篇”的领导思想探索

《管子》"君臣篇"包含着深刻的领导思想。它对君道"独立无稽""坐万物之原""兼而一之"的探讨深刻揭示了领导活动的超脱性、全局性、综合性等特点;同时,它从"主画之""官人不官""稽之以度"等方面阐释"为君之道",准确地把握住了领导者在决策、用人、控制方面的特殊职能。"君臣篇"对领导活动特殊性与领导职能的深刻把握,与现代领导学观点不谋而合,对现代领导学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指导现实领导活动具有启发意义。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中庸》中“物”之于“诚”的意义分析

《中庸》中“诚”与“物”的关系,体现了人的德性与天道的关系.通过“天道之诚是人道之客观化”这一新视角,来重新审视诚与物的关系,并肯定了物对诚的意义以及它在人之成德中的关键作用.     

《管子》论“静”及现代意义

"天燥有雨,人燥有祸。"人要"平心静气"地去做事才能成功;《管子》中很详细地论述了"静",指出了"中不静,心不治"、"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静则得之,躁则失之",其中道理对现代浮躁的人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先秦儒家“化”观念研究

"化"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观念,源于形而下的生活经验的累积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先秦儒家智者将其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成为天道观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天道之"化"贯通于人道,因而"化"之观念在人道这个层面重在教化。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化之根基都本于"诚",正是"诚"之贯通使儒家"化"观念统摄宇宙人生,而化的最高境界在天道可谓之"神",在人道则是"参",即人通过教化重回天地人共在的场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老子之“道”义旨阐要

本文从"道"字古义的哲理升华、老子之"道"的价值取向、老子之"道"的形上品格、老子之"道"与其"德""教""治"诸范畴之关系等角度,扼要而系统地阐发了老子之"道"的深刻意蕴。文中指出,《老子》五千言虽多涉及"德""教""治",但"道"一以贯之于其中。     

《文子·自然》研究——兼论对“道法自然”的理解

《文子》的《自然》篇详论"道""无为""因循",而略于"自然",但篇名却为"自然",说明"自然"必以"道"之"无为"为前提,通过"因循"的方法,然后才能导出。实现了"自然","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这种政治场景下的自然观是对《老子》类型自然观的传承与发挥。《自然》篇即便成书不在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其主要内涵也是那个时期黄老思潮的生动写照。《自然》篇的内容还为"道法自然"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河上公的注释和王弼的注释其实包含着两种类型自然观,一种服务于"道性自然",一种服务于从"无为"到"自然"。     

“生命”与“生活”:理解道教学说的两个维度

本文对"生命道教"与"生活道教"两种说法的来历进行了梳理,认为"生命"概念多与传统道教之"治身""度己""仙道""出世"等说法相关,而"生活"问题则属"治国""度人""人道""入世"诸论范围,且道教之"度己"(仙道)乃与"度人"(人道)紧密相联、难以分割,实为其成仙学说之一体两面,如果仅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将令另一方面受到削弱。     

《洪范》“彝伦攸叙”与儒家天人之极

《洪范》"彝伦"一涵,与历代儒者对天道与人道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汉唐儒者对"彝伦"一涵的诠释,与宋明儒者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汉唐儒者推崇天意与王权,而宋明儒者的诠释则体现了对王权的限制与对天意的削弱,彼此之间形成了由"君主—天意"到"圣人—天理"的转向。宋儒在诠释"彝伦"的过程中,提炼发明了贯穿于天道与人道的本体之理,并将"彝伦"置于人伦日用当中进行考察,使人道的地位得以突显。宋儒以此为回应佛老与重建儒学做出了努力。到晚明时期,思想家重新考量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阐明天人相通的前提下,以五行生克解释彝伦次序,使天道人道更加融贯一体,由此建立天人中和之极。     

解读“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及其统一性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语出《周易》的《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把“君子之道”作为“人道”的代表。《周易》是专门研究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为“人道”源于“天道”与“地道”,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其实,天、地两道都是围绕人道的。人生于世,必将面临自我如何成长、与他人如何相处的两大关键问题。《周易》旨在通过阴阳消长的规律以启迪个体不断向上成长的路向应为“自强不息”,与群体和谐相处的范式当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基础与进升。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谈起;没有后者,前者就会有局限,甚至走向极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对立的,而是互动的、互补的。     

返本开新: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

"天人合一"中的"天"是形而上的天道与形而下的大自然的统一,"人"是源于天与明于道的辩证,"天人合一"关键是以天道推究和规定人道,实现人道对于天道的"诚"与"弘"。面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生态危机,生态伦理吸收借鉴"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着力实现人类伦理文化模式的生态转型。从"天人合一"到生态伦理的返本开新,旨在革新人的生存之道,和解和谐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     

论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多数学者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经常会特别关注老子提出的"道",着重于老子关于"道"之根源意义、形而上的探究;因而学界中以思维方法探究《老子》思想,属于较少的研究进路;而在探讨老子之思维模式的研究中,多会关注到老子的"辩证思维",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所以有学者直接以"正言若反"作为《老子》的思维模式的特色。不过,这些论述较不容易突显《老子》既探究天道、也分析人事的思维模式。在此以"思想单位"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讨《老子》的思维模式:首先,还原《老子》文献可能想要回应的问题,归结出老子经常回应的四个问题,即"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修养自己?"、"道是什么?"和"要怎样处世?"等;其次,藉由情境构作、情境处理老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说明老子不仅重视探求宇宙的根源问题,更关怀人如何面对环境、如何处事的问题;最后,通过分析《老子》中关于"道"、"人事"的"思想单位",说明老子思想隐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中唐儒者的天人政治观——以柳宗元为中心

中唐时期的儒者从政治视角出发,总结并反思了前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天人政治观。他们弱化了"天"的主宰意义,即使是承认天人之间存在感应关系的陆贽、韩愈等,也只是将"天"作为人间政事的反映,而更注重"人"——君主或民众对于政治的主导作用;柳宗元等人更是彻底分离"天""人",区别"天道""人道",只承认"天"的自然属性,认为人间政治以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法则运转,与"天道"无关。这种对于天人关系的政治解读,实际上消解了"天"的神圣性,其中蕴含了中唐儒者们的政治理性主义风格和务实精神,反映出他们试图祛除政治的神学之魅,以建立真正的"人"的政治之努力。     

《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

《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