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幼官》英译本比较研究——兼谈美国汉学家李克的翻译艺术

以《管子·幼官》两种英译的对比分析为入手点,从词语溢出量、理解和表达三方面比较了李克和翟江月译本,通过比较数据分析了译文暴露出的问题,指出两位译者的翻译观不同,进而讨论了李克的翻译观和李克的翻译方法,认为李克的《管子》译本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中医病证名英译探析

基于功能对等理论中“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应”的翻译观,对《伤寒论》两种英译本中病证名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借用西医术语,实现功能对等;调整或增补语义,力求接近对等;采用音译,达到特殊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以求能为准确翻译中医病证名提供借鉴.     

从梵汉对勘看《金刚经》菩提流支重译本的异化特征

《金刚经》现存鸠摩罗什、菩提流支、真谛、笈多、玄奘和真谛等六种汉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是《金刚经》的第一个重译本。因为有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位译经巨匠的译本,菩提流支译本未能得到足够重视,被看作是与鸠摩罗什差异不大而无新意的译作。但通过梵汉对勘与同经异译的比较可知,鸠摩罗什译本表现出明显的归化翻译特征,菩提流支的译本则表现出相对较为明显的异化翻译特征,在翻译上尊重佛经原典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保存了印度文化的特征,务求译出与佛教教义及礼俗相关的内容。菩提流支译本已经对鸠摩罗什的归化翻译方法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得到了玄奘的认可与承继。     

从翻译主体探析文化移植中的信息不对等现象——以《小城之恋》英译本为例

翻译过程中,由于存在多种跨文化因素的干扰,造成两种语言负载的文化信息不相匹配,这就是文化的不对等移植。从翻译主体的角度探析文化移植中的信息不对等现象将以《小城之恋》英译本为例,通过具体分析英译者孔慧怡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及在翻译中对异化、归化、侵入等策略的运用,探究译者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以期对王安忆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卡特福德理论关照下英汉翻译不对等问题探析

英语学习和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许多人都持有“对等词全等”这样的错误观念。实际上,英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存在一种本质上的不对等关系,语言中词的所指内容的组成有所差别。本文将在西方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的指导下,通过探讨翻译实践中的一个例句,对英汉两种语言存在的不对等现象作了分析,希望对于改正“对等词全等”这一错误观念有所帮助。     

和合本与英语标准版对照圣经

正《和合本与英语标准版对照圣经》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于2008年出版发行,至今已发行近50万册。本书的英文译本English Standard version(ESV)版权归英国圣经公会所有,ESV译本的翻译尽量与原始希伯来文、亚兰文及希腊文相核对,力求达到原始文本的精确词义,着重"词与词"的对应,让读者尽可能看     

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新羊城八景”译介语探微

随着后亚运时代的"羊城新八景"正式揭晓,针对景点译介语良莠不齐的问题,《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将于2017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基于此,译者可从语篇信息处理、关照读者审美习惯、语义与交际翻译异化归化策略出发调整源语和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通过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多角度,探索不同语境下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平衡彼得·纽马克的二分法,从而实现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良好传播效果。     

美国汉学家李克教授的“中国学情结”

美国著名汉学家李克是中国典籍《管子》的权威英语译者。通过他对《管子》一书长达五十余年的翻译与研究历程,他所选择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规范,以及他对授业导师卜德教授的师承,和他对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学的不断开拓,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国学情结"之一斑,同时文章也梳理了在其翻译与研究中,他与中国友人结下的深厚情谊。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考论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由麦都思主译,1856年首次刊印.译者一反新教传教士的文言译经传统,选择以南京官话译经,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官话文体的选择是译者应当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与之互动的结果.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文体的选择还表现在翻译的模式上,此译本并非延续西译中述,而是西人指导,中士转译,翻译过程兼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同时,本文把此译本放到官话译本的谱系中,考证了此译本和《古新圣经》及“北京官话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等译本的关系,指出此译本作为第一本官话译本不仅开启了其后官话译本的翻译历程,也为此后官话译本文学性文体的探索作出了铺垫,不仅昭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也给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建立新白话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Shyness:“害羞”还是“羞怯”？ ——基于概念与词源学的分析

在人际交往中羞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关于羞怯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从上世纪末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对“shyness”这一基本术语的翻译却较为混乱并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将其译为“羞怯”,有的则译作“害羞”,究竟哪种译法更准确、更切合shyness的本意？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更涉及到对概念的准确把握及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文化对等的要求。本文通过对西方“shyness”概念的梳理及对“羞怯”、“害羞”等词语的中文词源学考证发现,“羞怯”这一译法更接近“shyness”的本意,达致概念互译上的对等。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     

海外消息

<正>→路德宗教授"草根"翻译圣经新译本近日,一批路德宗领袖与学者正致力于翻译新版圣经译本。该项目被称为福音派传承版(Evangelical Heritage Version,简称EHV),由来自威斯康星州路德神学院的荣誉教授约翰·布鲁格(John Brug)进行监督。布鲁格将这项工作称为"草根翻译"——这意味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广泛使用教会牧师和信徒的编辑和评估"。他们希望能让圣经更贴近教会,寻求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平衡,并让教会参与到对翻译的评估和改进中,更全面地表达教会所传达给信徒的圣经文本。     

寂寂寥寥六十载,心无旁骛读《管子》??美国汉学家李克研究、翻译及推介《管子》始末

作为代表性的先秦著作之一,《管子》在西方国家的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但是,能全面、系统、终其一生来研究、翻译《管子》的,恐怕只有美国汉学家李克一人。李克教授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专注于《管子》的研究、翻译,通过对这一历程的梳理,可以按其不同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一阶段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旨在对李克教授表示敬意,同时唤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管子》的英译及海外传播情况。     

谈谈简化字和合本圣经文字的修订

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称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综合和吸收了当时已经翻译的各种中文圣经版本(多为文言文和地方方言译本).基本上按照1885年出版的圣经英文修订版(RV)为蓝本翻译的,而圣经英文修订版又是在圣经英语钦定本(又称雅各王版KJV)基础上修订的,同时,和合本圣经还是许多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徒专家联合参与的一项工程,故称为"和合",即"联合"之意.这项翻译工程浩大,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共同翻译联合圣经译本,到1906年完成新约部分,至全部完成定稿,并于1919年全书出版,历时达29年之久.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对教会而言,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正在推广的白话文而言,也是一件大事,曾获得"白话文先驱"的美誉.译经委员会把"信、达、雅"作为经文的翻译原则贯彻始终,使和合本圣经既通俗流畅,又有庄重的语感之美,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基督教广泛使用的译本.目前虽有多个中文圣经译本问世,但和合本圣经的地位无法代替.我们为之感谢神,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下的结果.     

施约瑟与浅文理圣经全译本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在中国的翻译最早可推至唐朝。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从语言角度可分为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两大类。汉语译本从语体角度可以分为三类：一、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二、半文半白译本，     

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下《孙子兵法》两种译本的对比研究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和世界兵学的奠基之作,其英文译本众多。但由于译者身份、价值观及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译作各具特色,翻译的准确度和水平也难分伯仲。本文立足于功能翻译理论,从目的法则、文内连贯法则和文际连贯法则出发,对林戊荪和贾尔斯两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实证探究两译本各自的翻译特色及两译者翻译的利与弊,以期为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供借鉴和指导。     

“和合”精神

正最近这几天,我们隆重举行了圣经《和合本》百年纪念活动,海内外、教内外嘉宾云集,共同为"百年和合"献上感恩。会议上,有同工提问,当年为何起名"和合"?以前各宗派到中国后各自有自己的圣经译本,使用时带来诸多不便。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决定以"圣经唯一,译本则三"为原则,同时以深文理、浅文理、官话翻译圣经。最后与会者几乎一致认同需要一个联合的官话译本,以顺应时代发展和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日首译本探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初的汉译本是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译本,关于郭译本的翻译时期问题,学界存在争论,笔者对比了《译者弁言》《郭沫若年谱》与1947年群益版《序》的记述,推测郭老1931年在日本千叶县的家中译完了此书。通过实例考察郭译本的译注、翻译术语与误译,发现郭译本的翻译底本非郭老在《译者弁言》中所称的梁赞诺夫版德文本,而是栉田民蔵与森户辰男翻译的,1930年作为《我等丛书》第4册出版的日译本,并提出中日学者在《费尔巴哈》章编译史研究中应共同解决的课题。     

《论美》的两个译本赏析

本文以弗朗西斯·培根的散文《论美》（Of Beauty）的两个译本，即王佐良的译本和曹明伦译本为赏析对象，结合原文的风格，赏析两位译者译文的风格异同、翻译手法、遣词造句和表达方式，探究其中翻译技巧。     

传统施与德行的利益非对等性及其时代限度

从分配正义的角度来讲,施与显然不同于交换,交换的原则是对等,施与只是付出而没有获取,它是不对等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施与其实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平衡社会财富的作用.但在以正义、自由、平等为行为价值中心的现代社会,社会公平是通过社会基本分配制度来保证的,而施与,在它因利益非对等而成为一种美德的同时,由于与正义的对等原则相冲突,表现出了其社会功用限度.现代社会,一些与正义相左的德行,也许要受到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