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认识不应属于感性认识阶段

顿占民同志在《关于认识阶段的划分与感性、知性、理性问题》(见《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顿文”)一文中,对认识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意见,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讨论深入是很有益的。但是对“顿文”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顿文”认为,知性思维“只能反映现象不能反映本质”;并且认为,认识过程只能划分为反映现象的感性认识阶段和反映本质的理性认识阶段;这样,他就只能认为知性认识应该属于感性认识阶段了。我认为,这样来看待知性在认识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似乎不符合认识发展的实际,因此想就这一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希望得到顿占民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指正。     

论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与黄顺基等同志商榷

在《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一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11期)中,作者黄顺基、刘大椿和李辉同志认为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此,我不同意。本文针对黄顺基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黄文)中的两点主要理由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与黄顺基等同志商榷。     

哲学的发展趋势及职能——兼与黄楠森、丛大川同志商榷

读了黄楠森、丛大川同志的《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以下简称“黄文”)一文颇受启发,但对于其中所表述的一些基本观点却不敢苟同,现提出来就教于黄、丛两位老师及同志们。     

也来参加“关于一个历史观问题的探讨”

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关于一个历史观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杨英锐、杨甘霖两位同志提出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由所有阶级创造的”这一个观点,我认为是对的。至于各个阶级的为主或为从、革命或反动,社会历史的形态和基础、现象和本质等等,应作别论。     

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

东方明同志提出应当将我所著的《周易哲学及共辩证法因素》(续一)、全面地虚心地检查一下,这个建议是很好的。我现在就把它检查一下。经过检查,我认为夸大的错误是有的。对它的唯证法因素提的高了一些。这一方面不如艾思奇同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周易哲学的分析,提的中肯,提的准确。我应当拿这一本书作为初步的标准,向它看齐。     

从研究周易哲学看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并与东方明同志商榷

关于周易哲学研究,东方明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的学术评论中,对我所著《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及其(续一)一书不指名地提出指责,我在《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二期的短文中予以答复,并说明为着从全面地谈清楚问题另作专文答复。《哲学研究》编辑部在按语中认为展开的讨论是有益的。东方明同志     

黄伟合纵评《通论》 周原冰补充说明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上,黄伟合同志在“以时代精神振兴伦理学”的主标题下,择要评论了周原冰同志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在该期刊物上,同时发表了周原冰同志就该书评对《通论》的批评部分作的答复。黄文认为,《通论》集著者三十年思考之大成,理论建树和学术创新之处有三:第一,从方法论角度看,《通论》注意到了避免或扭转我国伦理学界所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经院主义倾向,更为强调并自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第二,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通论》对于道德的外部联系、内部结构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一以贯之。对现行伦理学体系有所突破。第三,从伦理学与社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偏见浅议

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必须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又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尽量做到全面地、客观地、公正地看待自己工作的对象。这一点谈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却常有许多困难。造成困难的一个因素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偏见.本文拟就偏见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什么是偏见?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偏见是一种基本上属于群体之间的态度,即一群人对另一群人都持这种态度。例如,美国的巴伦和伯恩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偏见,是指消极地看待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些人认为偏见具有高度的情绪性,为一群人固执地坚持并按其行事。具有否定的性     

教育根植于爱——关爱单亲孩子的教育个案

单亲家庭是指一些只有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所带领的家庭,其成因主要是离婚、分居、配偶一方死亡或出走.其次就是未婚妈妈或未婚爸爸独立养活儿女.今年来随着父母离异或其他因素,单亲孩子成了一种现象,教育也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这群孩子,要么由母亲或者父亲单方面照顾,要么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代为照顾,有的甚至寄放在亲戚、朋友家中,如何让这样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问题.下面就笔者班上一个单亲孩子的案例来谈谈自己的想法、做法.     

对薛真同志《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一文的商榷

《哲学研究》1979年第8期发表的薛真同志写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分歧》一文,其中有些问题,想和薛真同志探讨一下。 究竟怎样理解“合二而一”,怎样理解“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等问题,从今年以来,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这是哲学战线上多年来没有过的新气象,打破了禁区,解放了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关系等问题,是一     

再谈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答段若非、张义德同志

段若非、张义德两同志写的《论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7期),提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产生以后哲学战线上的一些相当重要而我们过去很少讨论到的内容。例如,如何看待包括机械唯物论在内的一切旧唯物论等等。文章不同意我在《哲学上两     

信任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与作用

信任是现代社会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很多信任危机问题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思考当今社会的信任问题不能光从当今社会入手，本文从社会关系的历史维度变化入手，分析信任这一因素在社会中的发展变化与作用体现，来更好的看待信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趋势

本刊于1984年第12期发表了孙凯飞同志的《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一文,提出当代新科技革命“正在引起一场哲学革命”,系统规律“深化发展了辩证法的规律”,“把唯物辩证法规律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些讨论文章,并在1985年第4期发表了张华夏同志《论唯物辩证法与一般系统论的关系》一文,作者认为系统论中有五条规律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将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新阶段”。为了促进这一讨论,本刊设了“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关系问题讨论”专栏,还于同年第9期发表了《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综述》,简介了国内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 从哲学界和科技界对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研究和讨论情况看,意见还很不一致,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样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现代系统论等横断学科提出的带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就是这样的规律?论述系统规律是辩证法规律的同志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系统规律是普遍规律,它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之中。那么是否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规律都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等等。这说明,关于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问题,还有必要深入展开讨论,以使各种不同看法的同志进一步交换     

浅谈离婚自由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必须正确理解它的含义,以对自己、对他方、对下一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来行使这一权利。 我国《婚姻法》之所以要保障离婚自由,这是因为感情确已破裂了的夫妻,无法共同生活,勉强维持下去,会使当事人长期痛苦,甚至使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对社会、家庭和当事人都没有好处。所     

康德的“现象即表象”再思考

康德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现象即表象”。这一思想一般都看作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而加以否定,但笔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看待。“现象即表象”和康德整个哲学的特点一样,除了包含着唯心主义的杂质以外,还包含着许多合理而深刻的因素,必须作具体分析。一康德的“现象即表象”并不意味着现象是纯粹主观自生的东西,因为康德在论述现象时特别强调了他承认“提供了现象的物”的存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51页,以下简称     

五四运动革命性质讨论续志

本刊今年第二期报导了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近来又有一些同志就这个问题发表文章,现再简单地介绍如下。《历史研究》今年第2期发表了路尔铭、桑咸之、李义彬的《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一文,作者认为应从下面几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1.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是在列     

对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几种看法

近年来,对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与社会道德领域消极现象的关系问题,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第11期以及1987年第9期,先后发表了王锐生《商品发产和道德进步》、张博树《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陈瑛、朱勇辉《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三篇文章,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现摘要如下: 一、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的关系 为了弄清社会道德消极现象与商品生产的关系,三篇文章都首先对商品生产的性质、特征和社会作用展开了探讨。王锐生同志提出为了研究的方便,在思维中应该区分“作为生产方式的商品生     

关于社会规律的特点及其认识方法——与高惠珠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7年第7期刊登了高惠珠同志与张曙光、邹明武同志商榷的文章《历史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之我见》(以下简称“高文”),对社会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作了论述,读后颇受启发。我同意高惠珠同志关于“社会规律是客观的,不含任何主观成分”的基本论点,但对高惠珠同志所论社会规律的一些特点,及认识社会规律的一些方法,却很难于接受,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唯物史观认识社会规律的一般方法,因此觉得大有提出来商榷的必要。现将我的意见说明于后,就教于高惠珠同志。     

向冯友兰先生请教(读者来信)

“哲学研究”编辑部同志:最近,贵刊刊登了冯友兰先生的《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方法问题》,作者在达篇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认为有一些是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有些想法,写出来向冯友兰先生请教。一、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历史学的特     

也谈“三人行必有我师”

<正> 读了蔡尚思同志《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见文汇报《学林》专刊第293期)——与匡亚明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其中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简称“三人行”)的分析,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蔡尚思同志和广大读者。蔡尚思同志在文章里,不同意匡亚明同志在《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见文汇报《学林》专刊第288期)一文里,关于对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