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维护者,因而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相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     

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政治伦理思想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其道德理想的直接践履,更是其复兴中国、推贤治国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表达,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的失败根本上源于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以及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的政治文化,要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兴与强大,必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杜维明的知识分子观

杜维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他对"公众知识分子"的命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发展历程中可分为两个"断裂"的阶段,即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和近代"五四知识分子";而"公众知识分子"是第三个阶段,它跟传统的"士"在"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上具有同构性.但"公众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决定了它不同于传统的"士",也将超越"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和"民族主义"的怪圈.尽管杜先生的理论中内含某种悖论和不切实际的玄想,然而他关于"公众知识分子"和"文化中国"的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走向及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程佐林，徐绍清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文化战士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的激烈反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对此，本文作者通过考察“五四”先驱者们对思想文化具体内容的批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良完俱在，精华与糟粕共存。五四文化战士们批判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中有关纲常礼教和封建制度方面，即使对此，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和继承。陈独秀、李大创、鲁迅、易白沙、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陈独秀和李大别都承认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积极意义。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没有价值的偶象和精神拉圾。“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和传统道德中，不仅有需要批判的消极因素，也有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胡适和陈独秀都认为，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仁爱诸美德，虽不是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独有的内容，但它作为世界普遍实践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蕴含。因此应该承认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中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有价值因素。李大＄１）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     

泱泱中国传统伦理精华之大观──《中国伦理文化宝库》评介

泱泱中国传统伦理精华之大观──《中国伦理文化宝库》评介熊坤新泱泱中国,素以文明礼仪之邦著称于世。重伦理,讲道德,并由之而构成的伦理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精粹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仅见于中国历代史籍的伦理文化,犹如一座含量极其丰富、又亟待开掘利...     

主体性、主体间性及道德实践中的言与行——哈贝马斯的论辩伦理与儒家道德学说之比较

哈贝马斯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重建公共道德、达致社会团结的唯一途径是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之上的、主体间的、以共识为目标的道德论辩.这一构想因其空想性、其对语言性论辩过程的过分倚重以及对道德原则主体性的忽视而受到各方的批评与质疑.与之相比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承认道德主体间性的同时,肯定并强调道德的主体性,既注重道德问题的论辩性,更注重其实践性,从而为克服哈贝马斯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条富有启发意义的出路.     

科学与历史之间的现代与后现代图景

在当今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中 ,焦点已不再如后现代运动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诸如建筑学、电影、舞蹈和音乐等领域崭露头角时那样 ,仅仅是美学趣味和艺术风格问题。这种争论关涉到道德思考和哲学思辨 ,但又不局限于此。如今 ,战场已转移到现代文化最后的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堡垒 ,即科学。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起 ,科学的运用就成为一般公众和科学家自身道德审查的对象。而从 5 0年代后期以来 ,对于科学的批评 ,已从对其使用或滥用的批评 ,拓展到对于其基本原则的批评 ,这种批评在美国由Ｔ .库恩、Ｈ .普特南和Ｒ .罗蒂所代表 ,在…     

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使命有深刻的洞见,通过对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探究,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要与大众有机结合,通过组织并引导大众团结一致形成集体意识,在集体意识的指导下,夺取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导权,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巩固其革命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入研究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有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的积极作用。     

论道家的道德教育方法

论道家的道德教育方法吕锡琛重德求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以德教民,以德化民,是历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但以往人们较注重对于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而认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主张“绝仁弃义”,“行不言之教”,而不要进行道德教化。这些误解不利...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东西方医学伦理思维之共通性

从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著作来探寻中国的医者是否在行医过程当中勤守医者的本份,也即类似原则思维的表现.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医学伦理"这个名词,但从历代具有代表性之医者身上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当中,就表现出类似的医学伦理情操.因之,医学伦理原则是俱普世价值的,也即世界上有所谓的共同道德存在.     

墨子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布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

本文通过主流文化的汲取、民间社会的传承和在近代启蒙思潮中的短暂“复兴”,对墨子伦理思想的历史流布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认为墨学虽然在思想史上中绝了 ,但墨子的伦理思想仍然通过一些易被忽视的载体 ,由显到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相应的社会作用。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要走出困境 ,需要重建新的道德文化结构 ,而将道德精神与现实功利统一考虑的墨学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关系的一种论争 ——塞耶斯对卢克思的批评析论

卢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拒斥道德,对社会进行一种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极富道德判断,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只要将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区分为法权的道德与解放的道德,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拒斥的只是法权的道德,而信奉的是解放的道德,这个似是而非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塞耶斯对卢克斯的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塞耶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只是历史的、相对的,而卢克斯却错误地割裂了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并基于对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道德分割成了相对主义的法权道德与绝对主义的解放道德.实际上,塞耶斯不仅在多处误解了卢克斯,而且他本人既未能有效解决有关的道德问题,又始终摇摆在道德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相反,卢克斯的观点对我们思考相关问题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陈永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三)

前文对林荣洪所归纳的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五种模式作了简单的介绍.尽管实际的情形可能更为复杂,但这种类型式的归纳倒也不失简便,描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所具有的不同取向.那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     

熊冯金贺合论

一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哲学是“后五四时期”(30—40年代)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熊冯金贺哲学出现的文化背景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时期,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产生的以现代批评传统和以传统批评现代的双向互流的文化思想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通过对中外文化精髓的深层反省,他们摆脱了情绪化的对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综合”,即在吸收融化、超越扬弃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民     

荀子的"应得"概念——基于"子发立功辞赏"案例的分析

对于《荀子?强国》篇"子发辞赏"的案例,学者们最直观的看法就是认为楚王对子发立功的"奖赏"只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褒奖和激励,子发自然可以推辞;而荀子对子发的批评则立足于作为国家治理的分配原则,两者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因而荀子对子发辞赏的批评被认为是对"辞让"德行的批评.但是,荀子显然没有在一般意义上反对"辞让"的德行,他所理解的楚王的"奖赏"固然有道德的意义,然而更是治国的原则和法令,关乎"应得"的分配公正问题.审如是,子发接不接受奖赏已经不是单纯个人的道德意愿问题,而是涉及赏贤使能的"应得"原则能否落实,涉及先王所制定的分配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重大问题.作为原则和法令的奖赏,子发没有推辞的理由.     

勒维:"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

我们的文化身分能够免除我们对某些行为所负的责任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涉及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假设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必须将道德责任同法律责任区别开来.出于何种缘由我们认为文化身分可以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文化身分能够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那么可以确信他们对其行为的错误性是无知的.因此,文化身分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可以参照其对相关行为无知的责任.我们通过以下与之相左观点的分析,验证该观点是否合理.     

论道德异化——兼评功利主义与偏爱性关系的冲突

基于偏爱性关系,功利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功利主义所主张的非个人性导致了主体的道德异化。但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道德本质上是非个人的,且对于主体而言,道德的非个人特征也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功利主义却对主体施加了不合理的道德约束和限制,一个合理的道德理论需要在个人观点与非个人观点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     

做错事的权利

做错事的权利这一概念初看似乎是一个悖论。本文在排除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之后,立足于道德权利的一般性概念对做错事的权利给出了论证。作者认为,道德对行为的评价大体上可分为三类:正确且可被允许的行为、错误且应受批评的行为以及与道德无关的行为。如果排除错误的行为,最终将会使道德权利变得贫乏,从而丧失保护个人选择这一重要功能。而且,做错事的权利也不涉及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     

道德思维:透视德育低效的新视角——读《德育思维论》

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非常关注德育低效的问题。在各种原因的分析中,“知性德育”被认为是德育低效的重要原因而招致诸多批评,人们试图在超越“知性德育”方面做出种种努力,但德育低效的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德育解决。事实上,问题不在于德育的批评过程和方法本身,而在于对批评对象的研究和探讨不够深入,即没有对德育对象———道德思维活动本身的特殊性、基本内容以及它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行有效研究,或者把道德思维活动同其它思维方式等同起来,而出现了种种误解。黄富峰博士的新著《德育思维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