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法中的女性继承权:以国际人权法为视角的评价与反思

长期以来,以西方人权观为主流话语的国际人权法对于穆斯林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多有指摘,并将导致这种“歧视性”现象出现的根源归咎于伊斯兰教义本身.这种话语霸权建构在拟制的普世价值基础上,忽视了伊斯兰教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前提,更忽视了伊斯兰国家独特的文化与习俗,从而无法在根本上获得穆斯林社会的认同,更无法切实推动穆斯林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事实上,伊斯兰教法确认并保障女性享有继承权等重要经济权利.相较于当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而言,这是一项重大进步.和空洞的人权批判相比,为提升穆斯林女性法律地位、扩大穆斯林女性权利范围寻找“体制内”路径更为现实.     

浅析西方女性主义艺术的发展

女性主义艺术是当今西方艺术中一种新的艺术思潮,也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艺术要求作者必须有明确的女性主义主张,而作品也应体现出相关的观点与主题.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以女性的视角,采用女性独特的表达方式-女性话语,展现女性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的艺术.     

从文学中女性形象塑造看女性主义的发展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外乎女人和男人,而在长期的男性话语中心的统治下,女性"象牙女郎"形象已尘埃落定,甚至内化成评价女性的权威标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萌芽、发展的,旨在消解菲勒斯中心地位.它在前期女性形象批评、女性中心的建立之基础上,逐渐从用身躯撞击男权神话大门的鲁莽中走出,以一种"超性别"的姿态与男性携手去彻底解构男权神话,摆脱"边缘"和"无言"的尴尬境地,试图开发出一条"双性和谐"的道路,成为反叛性、抗争性和包容性的话语体系.     

网络女性污语的社会性别伦理分析

传统的中文污语,男性是更为普遍和频繁的使用者,它以运用粗俗贬损女性词语为话语特征,表现的是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随着社会话语的发展和变迁,在网络上出现了以女性使用者为主的新型污语,并逐步蔓延至日常生活。它用词含蓄晦涩,从字面看褒贬有别,而词语背后意义则内含具有侮辱女性的实质,表现出转型时期女性权力意识的多元。本文主要通过对这种新型污语的分析,揭示其反映的中国当代社会复杂的性别权力结构的变迁。     

基督教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对话--克莱尔的《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评介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左派学者试图开创两者的对话渠道,并做过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英国学者克莱尔(Andrew Collier)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在其新著<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1]中,从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他详细论证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对话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并全面阐述了二者联合的目的和基本任务以及要注意的问题.克莱尔的理论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存在与超越——谈中国当代女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性别差异不应成为艺术观念表达的障碍,艺术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的统一才是艺术创作的最终追求.艺术家应具有独立的个体意识,艺术也应超越性别差异.目前,中国女艺术家有这样三种创作状况:以女性性别特质为出发点的艺术创作;以女性主义话语为出发点的艺术创作;具有形式与观念同一性的艺术创作.     

“壳”——女性主义艺术史侧论

对于女性主义艺术史,多数研究强调其对抗男性话语权威、解构传统艺术史的意义.这样一种对于女性主义艺术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现有文献的支持与印证.但是女性主义艺术史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艺术史中的“反叛”角色,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于艺术-文化史的拓展与延续.由于女性主义艺术史没有提出具体而明确的方法论,在当下艺术史研究趋向方法论综合使用的情境下,其为诸种方法论的合作与竞技提供了可能的场域.方法论在女性为观照中心的交织中,建构了女性的艺术-文化史,这种文化史揭开了未被我们真正认知的文化记忆.     

伍尔夫和普拉斯:阁楼上的疯女人

弗洛伊德认为,性是女性疯狂的根本原因。女性主义者们吸收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修正了弗洛伊德的阐释。她们认为,女性疯狂不仅与性意识的危机有关,更是男权话语压抑女性的结果。女性写作是对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失语的修复,但由于女性在文学创作中被迫使用男性的话语和具有男性象征意义的钢笔来塑造男性幻想中的女性形象,所以她们怀有作家身份的忧虑,越写越陷于自我分裂。“阁楼上的疯女人”是19和20世纪妇女文学创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是女性对男权二分法思维逻辑(女性不是仙女便是妖女)的颠覆,更是男权社会里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思考与意志的女人的必然命运的写照。     

由蹒跚而稳健从边缘到中心--百年中国女性文学摭谈

什么是"女性文学"?是女性写的文学还是写女性的文学?是女性写女性的文学还是包括男性写女性的文学?这是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可惜的是,"女性文学"从西方到东方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1],我们不能不表示遗憾.笔者以为,它应当是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包括两个方面:1.反对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2.摆脱传统的男性审美视角,即作家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看待历史、社会、人生)的文学文本.所以,并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本就是女性文学,男性作家创作的就肯定不是女性文学.但一般来说,绝大多数女作家笔下为女性文学(如张洁<·COM>等就不是),只有极少数男作家书写的是女性文学(如许地山<春桃>等就是).     

女性独立还是性别定型——“女汉子”现象的一种解读

如今,"女汉子"这一女性称呼成为一种流行语汇,受到广大女性群体的热烈追捧和认同。作为一种新兴起的女性特质,"女汉子"并非丧失了传统的女性气质,也不是女性魅力的消失。这一女性新形象符号的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表现出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女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开始寻求自我身份建构;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女汉子"仍是在男权话语系统中的一种称呼符号,在"女汉子"身上,传统的性别话语隐匿其中,女汉子话语不是颠覆了两性差异而是强化了原有的性别二元对立。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女强”剧的女性叙述——以《秀丽江山之长歌行》为例

"女强"剧中最具光环的女性角色从开始走上反秩序、反传统的叛逆之路,最终还是回归规范化、统一化的结局,落入父权制的圈套。"女强"剧作为女性解放道路的尝试,却被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女性摆脱男性霸权话语和父权制束缚的乌托邦理想以失败告终。     

话语的生产:西方学界关于“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多重面向

西方学界对"阿拉伯之春"的研究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成就,有必要以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审视下其学术研究地图。首先,量化勾勒西方学界对该命题的研究总貌,全面把握其话语倾向;进而详细阐释其在抗争政治语境中的社交媒体,以"烈士叙事"与新媒体的话语化合,新媒体重构了集体行动的框架与逻辑等;当然,西方学界对颜色革命的研究也存在显著的不足,最明显的体现在技术决定论与权力主导下的知识话语生产两方面。     

分类与"社会整合"——与涂尔干的隐匿对话

作品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正如福柯所言,任何话语/实践实际上都必须以非话语/实践为前提并受它的制约.著作(话语/实践)必然在非著作(非话语/实践)的背景下才能获得其成功的机遇.在被吉登斯誉为社会学界"经典的三雄"中,马克思最为国人推崇与熟知,但我们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登陆中国,与当时革命救亡的实践不无关系;时代迁移,韦伯凭借他对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化吊诡现象的精辟诊断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直接切入,一度在中国燃起了"韦伯热";现在该是对"涂尔干遗产"进行清理的时候了.     

敦煌佛教文献女性经典试析

大藏经中直接以女性命名或由女性主持翻译的佛教文献,数目众多,但除个别经典如《宝雨经》外,学界对其他经关注较少.本文试从这类资料入手,依据敦煌写经题记,对其进行整理,探讨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将其与传统女性观进行对比,分析“八敬法”、“五碍说”得来之原由,从而论证女性在佛教初传和汉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女性主义视角析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随着女性批评话语的建构,女性主义运用解构理论从男女性别的视角,拆解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从女性特质的变化和女性身份权力的变迁两个方面阐述广告中女性形象的演变。     

论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

广大农民群众能否拥有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话语权直接影响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是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针,与之相适应的农村话语权体系应是政府话语与农民群众民主话语衡平型话语体系,但长期以来广大农民群众几乎没有话语权,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发展拥有强势话语,或曰"话语霸权",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身体经验的医学化——以经前期综合征为例

回溯经前期综合征的医学化过程,20世纪30年代,"经前期紧张"概念被提出,50年代代之以"经前期综合征",此时对这一疾病的讨论仅限于医学话语,是少数女性的隐私。80年代,英国两起刑事案件的审判,将"经前期综合征"引入公共话语。80年代中期,"经前期综合征"相关疾病进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在制药公司旨在提升"疾病意识"的宣传下,大多数女性被鼓励为这种常见的身体经验寻求医疗帮助。描述经前期综合征对女性身体经验的重塑,探讨女性接受这一疾病标签的原因及其复杂影响。     

困惑的症结——反思宗教学方法论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都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形成的.西方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主要是受弗雷泽、黑格尔等人的学术观点的影响.因此对这些学术观点进行反思,是我们建构中国宗教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前提.有意无意地将学术论断变成了解释工具;将范畴建构变成了认知方式,而没有充分认识其局限性,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此,我们要自觉地和不断地坚持以哲学的批判精神自我审视,反思宗教学的基本范式,并由此推动宗教学的拓展与深化.     

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主体话语形态

"语丝体"散文是1920年代现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的成功实践,文体学的理论视角可以有效考察其创作主体深层心理涵蕴及话语复杂性.现代中国"语丝体"散文的自由话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主题的建构,同时也使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由"主题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品格,进而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核心精神没有堕落或丢失的证明.主体话语的意义功能与力量价值因此更为丰厚深远,从而使"语丝体"散文具备一定的超越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