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六峜"考

“六峜”在中国古籍中仅见于《管子》.对“六峜”一词的解释,近、现代研究《管子》的学者均释为“六法”或“八卦”.本文对“六峜”提出新的释义,指出“六峜”实际上是中国远古时代“天文始祖”伏羲在“立周天历度”中所创造的对八卦的一种运用方式.     

论先秦法家之法的公正意蕴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派。其宗旨是倡导“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但在对此“法”的理解上,从古至今,大都释之为“刑赏”。于是法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是“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同上)的酷吏,     

“代沟”漫谈

近年来报刊上关于“代沟”的议论多次出现。什么是“代沟”?它是怎样产生的?对“代沟”应当如何对待?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何谓“代沟”?“代沟”并不是我国大陆上产生的词汇。我最初见到这个词汇是在七十年代的港澳报纸上.从港淡报纸来看,这个词汇似乎又是六、七十年代由西方国家传入的.至于它的来源究竟如何?尚待查考.     

浅析李洪志的“真、善、忍”

李洪志是打着气功旗号起家的,名称开始叫“法轮功”,但他说他传的是“法轮佛法”。他的“法轮佛法”“不是低层次祛病健身的气功”,也“不是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为了与气功与宗教相区别,李洪志经常使用“法轮佛法”、“法轮大法”、“法轮修炼大法”、“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宇宙根本大法”等名称,他的书也多以“法     

董仲舒的法学思维方法及其与汉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有一种关于中西方法传统的区别的成说,认为中国之法传统可以名之为“法自然”,而西方之法传统则应名之为“自然法”。中国“法自然”的法传统的形成与汉代以董子之学为代表的具象思维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里,“法自然”之“自然”应理解为人格化的自然,而不是纯客观的自然,也不是“至上神”的自然;“法自然”的方法是“法象天地”,也就是以“天”为至大无外之“象”,通过“循象观意”、“因象明理”的具象思维,从人格化的自然中获得对于社会人生的体悟;“法自然”的法学思维对于汉代的法律制度有显著影响,它是论证制度合理性的依据。汉代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比如宫制的设置、阴阳刑德及顺天行刑的思想和制度等等,都以“法象天地”也即“法自然”为论据。     

“申不害术家说”再认识

申不害思想与黄老之学在许多方面确有相通相近之处:在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上,“道”为两家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凸现出同样的“前概念”先天缺陷;在政治学领域,二者都高标“名实之辨”,但尚未上升为形式逻辑学的认识对象;二者又都崇尚“因循”、“无为”,与原生道家立足于“天人关系”之上的意蕴已大相径庭。但是,申不害并不是一位黄老思想家,其根本分歧在于:黄老重法不重术,申不害重术不重法。申不害思想的性质是“术治主义”,相韩十五载躬行的是“术治”。因此,申不害既不是法家,也不是黄老思想家,而是术家,是术家的开创者。     

修行·觉悟·解脱

释迎佛的“觉悟”是全部佛教教义的源泉,对其涵义、内容及其深层意蕴的阐释,是佛教哲学的任务。“觉悟”还被说成“法的现成”。故此,从事佛教哲学研究,可以说,就是献身于对“法”的追求,即探求万物的终极真实。因而所谓佛教哲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即不是一种思辩,而是一种     

“二难”试解笔谈

自本刊90年1期刊登了邢运中的《我讲授〈形式逻辑〉的二难》一文后,陆续收到大量来稿,试图回答“二难”问题。有的是对答文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限于篇幅,本刊不能一一刊登.仅就其中部分观点作—介绍,与大家共同探讨。河北的张景岳认为:“二难”非难。他以邢文中第一个换质法的推理“正方形不是等边三角形;所以.正方形是非等边三角形”为例,说明问题所在,一是语法结构。即结论中“非等边三角形”是句子的合成谓语,而不是以“非等边”作定语以“三角形”作     

同伴冲突解决的干预训练对小学儿童合作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小学儿童进行为期六周的冲突解决六步法干预训练,探讨培养合作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结果表明,实验班被试与控制班被试相比,他们在假想情境中的冲突解决策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问卷调查和对教师的访谈显示,实验班被试能将解决冲突的高水平策略迁移到现实生活中.事实证明,同伴冲突解决六步法能提高小学儿童解决假想情境和实际生活中同伴冲突的策略水平;“六步法”的干预训练是培养儿童合作的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     

“脑电波放大器”初试成功

哈尔滨师范学院教育系、哈尔滨太阳岛工人疗养院和吉林师范大学教育系等三个单位的六位同志在党的导领下,以毛主席思想掛帅,經过一个半月的紧张工作,在党的生日“七.一”前夕終于初试成功了“脑电波放大器”。 在現代的示波法中,“脑电波放大器”是“脑电波記录器”中最复杂、最基本的部分。“脑电波放     

说一切有部俱有因的定义

关于俱有因的定义,现今的大多数辞典都是采用《俱舍论》第六卷中的“互为果义”的定义。但实际上这一定义是世亲用来指出有部在理论上存在矛盾的定义,并且受到了众贤的强烈批判。众贤在《显宗论》第九卷中则以“同一果义”来定义俱有因。其中的差异是因为在最早出现六因理论的著作《阿毘达磨发智论》中只是列举事例而没有给六因下定义,而六因理论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在六因的定义上,存在着争论。比如,在《大毘婆沙论》中没有讨论到:“法”是“随相”的俱有因,而“随相”却不能成为“法”的俱有因的这种非对等的情况。因此《大毘婆沙论》中将俱有因理解成心和心所的这种互为因果,相互对等的情况。因此对俱有因的定义就偏向于“互为果”。而后来由于生灭四相理论的引入,所以触及到法与随相非互为俱有因的情况。但当时俱有因的定义还是延用原有的“互为果”的说法。因此遭到了《俱舍论》的强烈的攻击。最终,众贤将俱有因定义为“同得一果”。即同得一(士用)果的其它法是该果的俱有因。从而含摄了互为因果和非互为因果的两种情况。     

关于气韵

谢赫六法中首法即是“气韵生动”,“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基本价值尺度,“气韵”成为中国绘画的本体元素。气韵是中国画中极其重要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国画审美特性和审美标准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中“气韵”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生命。“气韵”为我们提示着一种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     

道的争议及其新释

“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在老子哲学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对其解读存在两方面的争议:一是如何断句才符合老子的句读;二是如何解读才契合老子的思想逻辑.老子这句话目前共有四种断句法,但从断句的可行性来看,两种断句法不可行,而在剩下的两种中一种比另一种更好.主流注家将此句释为“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永恒常在的道”,会导致老子整体思想逻辑的不一致,这已被不少人所质疑.我们提供充足的论据来论证,将“可道”重释为“可名为道”,将这句话释为“可名之道不是永恒常在之道”,将会化解此种不一致,而且非常契合老子的论述结构与哲学逻辑.     

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

张功耀研究古代科技史时,曲解了原文。“先前阔”是阿Q“自我胜利法”,不是前人的研究心态;“处阴息影”是嘲笑病态患者,更不能比为研究者;“圣教同源”与“关门见喜”也是他误解古人和民族虚无思想的充分表露。     

从剡溪石城解码佛教中国化的基因图谱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主要在西域来华的侨民中流传.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洋教(“胡教”).直到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主张一切性空的佛教“般若”思想也被归为“玄远之学”,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重视,信奉佛教成为“好乐玄法”的风流雅事.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各思想流派的勃兴,使得佛学进入中国主流文化...     

孔子讥刑鼎辨析

孔子反对晋铸刑鼎就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本文对此作了三点辨析:刑鼎上所铸的“范宣子所为刑书”实际上是范宣子一度承用过但已被他自己废弃了的夷蒐法;孔子和蔡史墨都认为荀寅把这样一个废法铸之于鼎是违背礼的精神的,是“失度”、是“法奸”;子产其人和其所铸刑书都不是“弃礼”的,郑刑书和晋刑鼎并未创制一种如叔向所担心的“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法律制度,孔子反对晋刑鼎而不批评子产铸刑书,正是他坚持礼制的一贯立场的表现。作者认为,孔子反对晋刑鼎不是反对法的公布和新的法律制度,而是为了维护礼制。     

佛言祖语

善生言:“世尊,云何菩萨自他庄严?”佛言:“善男子,菩萨具足二法,能自他庄严:一者福德,二者智慧。”“世尊,何因缘故,得二庄严?”“善男子,菩萨修集六波罗蜜,便得如是二种庄严。施、戒、精进,名福庄严;忍、定、智慧,名智庄严。复有六法,二庄严     

中国古代美学与它的现代性

中国美学令人羡慕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拥有清晰可查的、可溯往现代以前的种种文献。其艺术所基于的法则，“在1500年中事实上一直保持不变”（奥斯瓦尔德·西伦：《中国人论绘画艺术》，纽约硕肯1963年版，第2页）。这些法则是在公元五世纪唐代的谢赫提出创立的（通常说谢赫为南朝齐人──译者）。谢赫是一位肖像画家，他认为他的“六法”从根本上说来，是作好画的基本手法。从此后，这些法则被当成“金科玉律”流传下来，尽管人们可以在风格、解释、个性表现上保留各种不同的变化。谢赫的“六法”中的第一法是“气韵生动”。它指“生气…     

从“鸦片论”、“幻想论”到“掌握论”——辨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既不是“鸦片论”,也不是“幻想论”,而是对世界的“掌握论”.把宗教视为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马克思从最高层面宏观把握宗教问题的一个深具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论断.     

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8年),是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体著作。《史记》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言。”(《吕不韦列传》)因为是集论,汇集了儒、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的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班固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诸子略》)班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虽然杂,但是这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