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逻辑与现代性的秘密——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文本学解读

《启蒙辩证法》通过对启蒙理性"抽象同一性"原则的批判,指证了"神话变成了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启蒙辩证法》通过揭秘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得出启蒙的逻辑作为现代性之秘密的基本判断.《启蒙辩证法》虽然将卢卡奇基于"物化"思想的现代性批判推进到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定向,然而这一批判仅止步于理性主义批判,尚未达到现代社会资本统治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的原则高度,对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批判,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对现代性"副本"的批判.     

启蒙辩证法与理性批判的潜能

哈贝马斯将工具理性批判置于韦伯合理性理论语境中来评判,此策略无异于将启蒙辩证法预先限制在一个意义贫乏的框架之内,从而过滤掉了其丰富内涵和批判潜能。一旦走出韦伯的理论框架,启蒙辩证法便可以在知性文化批判和绝对理性的元批判等层面上与近代以来的理性批判传统展开对话,并借此呈现其本来的立体结构。工具理性批判的使命在于立足于一个适当的主体性概念,克服近代理性批判的分裂,建立批判的理性与主体自我持存的统一。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启蒙辩证法》与神话学传统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启蒙和神话相互包含、相互纠缠的辩证法。以往的研究通常以启蒙理性为切入点,忽视了从神话来看待启蒙和理性的视角,也未注意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神话的关注,实际上与德国浪漫主义的神话学传统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回到这一传统,根据其对神话与理性关系的不同理解,梳理浪漫主义神话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各阶段的具体内容,并探讨神话对于理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批判了浪漫主义思想,揭示了神话与启蒙的辩证关系,也可以视为神话学传统的一种延续。     

中国近代启蒙的伦理向度

启蒙既有其因相似的时代大背景而形成的共性,又有其与具体的文化、历史、民族相联系而产生的个性。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与西方的启蒙运动相似,都是以理性思考启迪民智反对蒙昧主义,以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专制主义。但是,中国的启蒙需要摆脱的枷锁来自封建伦理的桎梏,其特征是“伦理启蒙”。它始于明末清初对德性主义人性论的批判,其锋芒触及了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石。     

祛魅的启蒙限度——马克思反思宗教批判的一条线索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宗教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祛魅”观念的双重反思。针对黑格尔的理性宗教方案，马克思认为其架通无限与有限的“中介”无法克服两个世界的割裂，反而导致了“泛神论”在世俗领域的“复魅”。此后，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属于当代学者泰勒所刻画的“化减论证”与宗教祛魅的世俗化延伸。然而，马克思主张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并非相互重叠的同一过程，并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引申，对资本主义及其拜物教批判尚不能够等同于一般宗教批判意义上的“复魅”批判。“复魅”批判实质上作为“祛魅主义”的逻辑延伸，并不足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物象化”关系所映现的社会关系本质。最终，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蕴含了对启蒙理性及其批判限度在不同层次的反思：既反思了宗教祛魅与世俗祛魅分别在启蒙逻辑中的运用，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澄清了18世纪启蒙方法论在批判现代“复魅形式”时的缺失。     

启蒙重思的四个维度

伴随着启蒙探究从唱衰到重审的转变，为了更好地推进启蒙，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对启蒙进行反思总结：第一，启蒙的关注中心从理性的运用转向建构一种人的科学，这种新的科学是以哲学为根基并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第二，区分启蒙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往往是对启蒙的运动化推广，“启蒙”或是未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推广、局限于人文范围内的思考，或是对运动化启蒙的反思(分积极推进与否定性地重归人文思考两种路向);第三，启蒙的本土化与世界化，通过比较鉴别探寻启蒙的世界境遇和中国境遇，确立中国新启蒙的目标和任务；第四，把启蒙视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的统一，自斯密经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如此，启蒙不但求真也求善，不仅力求确立合理科学的崇高价值，更保持对基本价值的确信。启蒙事业不可否定，只能审慎地反思、总结、推进和完善。     

“未完成”的节奏——卢梭与启蒙理想的音乐性

卢梭的启蒙思想向来充满复杂性,而如何真正建立并维系个体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无疑是其核心问题之一。他质疑理性的普遍性,试图从情感的根源重新探寻答案。由此他基于"公意"概念对种种政治和艺术的表象方式进行了批判,并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将音乐作为真正解放性的艺术形态。但他对音乐的局限性的界定、对旋律的至上性的强调使他既无法真正说明纯音乐形式,亦无法真正理解音乐发展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对音乐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和声和节奏)的探讨将启示另外的可能性,并进而揭示启蒙理想与音乐理想之间的相互契合。     

孟德斯鸠启蒙思想中理性与信仰的协同关系

理性与信仰是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知识来源,孟德斯鸠确信"对人民进行启蒙并非无关紧要",而理性与信仰能协同合力促成人民的启蒙.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启蒙思想家通常高扬理性精神来批判封建神学和宗教思想,本文考察孟德斯鸠政治思想,指出他既高举理性大旗从事资本主义宪政制度设计,又虔诚地信仰天主教,主张有神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具...     

早期启蒙说的当代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早期启蒙说阵营内的式微论、逝去论、错误论,阵营外的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对早期启蒙说形成冲击。早期启蒙论者除了守护明清启蒙外,还必须勇敢地释放出早期启蒙说内含的中国启蒙的整体性,通过强调中国启蒙的原初并生、代际传承、兼容并蓄、自主创新,利用与启蒙外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相通等,回应早期启蒙说阵营内部分裂和西学以启蒙一般整体压境,造成的对早期启蒙说和中国文化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早期启蒙说唯有从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内发原生的历史任务中走出来,以启蒙的本土化立场和汇集资源,承担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能富有生机活力。早期启蒙说具备这种承担和支持能力。     

理性的病变——对作为“启蒙的虚假意识”的犬儒主义的批判

犬儒主义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这一流派主张摆脱外在物质的束缚,回归自然和德性的生活,摆脱习俗和偏见的羁绊,发扬理性,追求真理,超越对权力的恐惧,实现人的自主性和自由。但是,今天犬儒主义却走向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成了玩世不恭、消极无为的代名词,颓废主义的意识形态。斯洛特戴克把犬儒主义定义为"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抓住了犬儒主义的核心特征。当代犬儒主义意味着启蒙的病变,通过理性的工具化,犬儒主义的讽刺和批判已经被中立化为明哲保身的工具,或金钱和权力游戏的合法化观念。"启蒙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不仅可以用于对西方资本主义、集权主义现象的批判分析,也可以用于当今中国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     

人之自然本性的还原和道德的重新定位——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人性理论及其意义

在批判理学的同时,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截然二分,并在对天命之性依赖于气质之性的强调中,将气质之性说成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同时他们坚持气质皆善,反对气质有恶说.这些构成了人性一元论,并使以欲、利、私为核心的物质欲望和功利追求成为气质之性的具体内容.这是对人之自然本性的还原.同时,鉴于欲、利、私与生俱来、天然合理,早期启蒙思想家强调道德与物质追求的密切相关,进而对道德的属性和功能予以重新定位.这些带动了理欲、义利和公私关系的变革,在价值观上流露出不同于以往的重欲、贵利和尚私等新动向,同时使理学丧失了"杀人"的能力.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有积极意义,却陷入了另一种极端.     

启蒙的再启蒙——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反抗及其意义

反抗“思想的统治”符合启蒙的基本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分。这种区分实质上又体现为二者在如何推进启蒙问题上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德国视域且向往法国版的启蒙，有相当的激进性和革命性，但未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止步于宗教批判、观念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启蒙，堵塞了继续启蒙的通道。马克思则实现了新哲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融合了英法德启蒙传统，超越了之前启蒙的逻辑，实现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稳健启蒙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这是对启蒙的再启蒙，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启蒙精神，使启蒙人道理想有了现实可能。马克思的方案至今仍有积极启示价值。     

反思批判:论福柯的现代性启蒙哲学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福柯多次重新解读了康德的《何谓启蒙?》。与60年代对康德认识论所代表的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态度不同,福柯从康德的启蒙概念中提炼出了一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被他看作后康德时代现代哲学的根本。要理解这两种"现代性"以及福柯对它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们必须区分康德"对他者的错层式不完全批判"与"建构自我服从的先验批判"。福柯区别于历史学、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历史-哲学实践,就体现在他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历史批判和对康德启蒙概念的哲学继承上。     

启蒙的反思（节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

多年以来,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在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四个论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启蒙反思"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构成了两个相互对应、彼此参照的主题.本刊摘编主要围绕着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启蒙理念的理论反省和批判;其二,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构建现代性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论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以青年马克思为焦点

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剧烈变动,早期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群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个变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发展才得以充分实现的。其中两次非常重要的断裂分别是使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否定超验的上帝人格,以及进而使用经验的人类概念否定抽象的人类理性人格。这两次断裂可以被理解为早期启蒙和社会学启蒙,人类思想在趋于更为实证化和去-形而上学化的方向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德国古典哲学的后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为清晰同时又更为暧昧地呈现出这两次重要的断裂。站在德国古典哲学末端的青年马克思也正同时站在了社会学启蒙的开端。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及之后研究的转向充分说明了从早期启蒙到社会学启蒙的转变。通过这个视角来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及其变革背景,可以补足既有马克思研究中有所忽视的方面。而且,从社会学启蒙视野下的马克思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学启蒙对早期启蒙的批判,以及政治哲学的总体发展进程。     

王阳明心学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

按照一般的看法,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与王阳明心学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无可争议的鸿沟。因为众所周知,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把批判宋明理学(当然包括陆王心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尤其是对泛滥已久的王学末流的猛烈抨击,更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股强大思潮。启蒙学者中。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三题

从伦理学的实践人文学特性看,道德形态学方法从时空维度凸显“古今中西”的汇通与比照.将“中西互镜”嵌入到“古今对看”的“形态相通”之认知旨趣中,将敞开西方启蒙视野中道德形态学方法的意义.道德形态学方法以伦理学史上的三种道德形态为参照,表现为对“西方道德哲学”与“启蒙文化形式”的三大历史关联样式(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揭示,它要求我们具备“中西互镜”的视野、“古今对看”的眼光和“语境互证”的策略,并设定了与之相应的思想任务.道德形态学方法的“远见”,包含了“形态相通”与“语境互证”两面,具体表现为:以道德形态学方法展现道德哲学的视角;以道德哲学的“形态相通”和“语境互证”展现“理智启蒙”的视角;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西互镜”和“古今对看”展现“西方理智启蒙”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