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鬼神观新论

墨家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同,墨家吸收了殷商重鬼神的文化传统,认为鬼神实有、鬼神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墨家的鬼神观体现了墨家对良性治理之道的追问,鬼神具有明知能力,可以赏善罚恶,鬼神是实现墨家"义政"的保障。墨家的鬼神观有一个根本的转向,由传统强调鬼神的宗教功能慢慢转变为强调鬼神的政治功能,统治者要尊天敬鬼,要善待百姓,才能得到鬼神之福、人民之亲。可以说,敬畏鬼神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秩序。同时,墨家的鬼神观也依然具有道德内涵与宗教内涵,人们要敬畏鬼神,重视祭祀。不过,墨家对鬼神观念的政治功能化解释中,鬼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神圣性也被政治功能化解释慢慢消解。     

墨家尚同思想新探

由于墨家尚同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学界对尚同的性质和功能存在争论。尚同是墨家的一种政治理想,通过层层上同,实现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正因墨家强调下同于上以及权力的集中,很多学者认为墨家的尚同思想是专制的。实际上,墨家不仅强调下同于上,还主张上同于天、上同于义、上同于法,认为天贵于天子、义高于权力,君主的权力是存在制约的。还有学者认为尚同具有民主因素,但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主张民主说也是缺乏理论根据的。用"专制"或者"民主"的单一视角去审视尚同,往往遮蔽了尚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尚同思想的丰富性还反映了墨家对政治秩序建构的新思考,以及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历史趋势。     

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试析墨家“天志”正义观的超验性

中国古代正义思想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受学界重视的问题,而墨家的正义观在这个问题上有独特价值:它继承了上天乃正义之源的古老传统,从而使之具有超然于世俗政权利益之上的独立品格。本文以历史为背景,以《墨子》为个案,以宗教为视角,以儒教为参照,梳理了墨家以"天志"为"法仪"、以"贵义"为核心、再落实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诸环节的正义思想框架,认为它在回归原生的神权正义基础上,否定了蜕变的强权正义,提出一种返本的平权正义新构想,从而超越了古代主流的价值观。然而在古代宗法-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墨家的正义理想仍缺乏落实它的技术手段。     

从天人关系看墨子的宗教思想及其特质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始创的墨家学派和儒家被并称为"当世之显学",可见当时其影响之深远.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些主张进行了分析,但对"天志"、"明鬼"、"非命"这三个观点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分析墨子宗教思想的还很少,而且在他们的分析中还认为"非命"与"天志"的观点相对立,从而得出墨子的宗教思想具有矛盾性的结论.笔者以为这一结论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因此想就这一问题谈一谈自己的见解.     

仁义的道德价值与工具价值

孔孟对仁义行为作出了道德与工具的价值判别。对安仁、利仁者而言,仁义是主体的直接需求对象,具有纯粹的道德价值。然而,仁义一旦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后,便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工具价值。因此,对强仁、假仁者而言,仁义则成为达到功利性目的的手段,仁义具有工具价值。仁义的道德性和工具性双重价值的出现,使行仁义有了真伪之分。道家对仁义的虚伪性有深刻洞见,对道德的工具化也早有预见。孔孟及后世儒者对仁义工具化的可能性也有所警觉,因而对察行、观心、辨仁义之真伪给予了较多关注。历史证明,道德文明建设必须重视道德观念的内化于心。     

论墨家的道德精神

墨家也和儒家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道德至上的思想倾向。他们倡导如下基本道德精神:反对不劳而获,提倡“为人犹为己”,强调义利统一、志功统一。     

诗的表达与神道设教--冯友兰论儒、墨两家的宗教态度

儒家和墨家对待宗教对象的态度 ,似乎是矛盾的 :儒家重丧祭之礼 ,但并不相信鬼神真存在 ;墨家强调“天志”、“明鬼” ,但又极力反对厚葬。其实两者的态度并不矛盾 ,因为儒家的丧祭之礼 ,只是“诗”的表达 ,它给予人的是“诗”的境界 ;墨家宗教制裁的目的是“神道设教” ,主要用来监督人们实行兼爱 ,所以墨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诗”的。一　儒家的丧祭之礼 :诗的表达冯友兰指出 ,过去的事物虽然是“归” ,是“鬼” ,但过去的事物并非无有。过去的事物不仅无有 ,而且与现在有关联 ,即所谓“鬼能作祟”。人们祭祀的目的 ,就在于加强过去与现…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学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范式。孟子、庄子思想在荀子哲学建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荀子天道观对宗教之天、德性之天的剔除及与道家自然观的纠缠;性善、性真、性恶善伪的观念差异与相互连结;道德反省、审美直觉向认知理性的转向。从观念比较的视角交叉考量孟子、庄子、荀子思想逻辑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及其相蕴互补性,揭示荀子对孟子、庄子思想的摄受与扬弃,还原荀子哲学的思想史地位。荀子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是认知理性转向,认知理性精神由于与中国哲学价值优先的主流传统不相契合而受到抑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走向近代转型的认识论根源。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管子》思想的当代解读

《管子》关于礼、法、仁、义的论述是其理论之精髓,涉及了政治、法律、道德、教育等各个方面。《管子》的思想不仅对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分析《管子》思想的精髓,辨析礼法、仁义的关系,适应当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将《管子》的礼法、仁义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德育与法育、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的教育与发展对接,有重要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陆贾对《诗经》的阐释

陆贾对《诗经》进行阐释:以仁解《鹿鸣》,进而提出普遍原则;以义解《关雎》,赋予政治哲学内涵。他强调《诗经》的仁义观,使《诗经》具有强烈的仁义政教功能,同时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寻找经典的根据。他认为《诗经》有"情得以利"之效,兼重诗情、诗志,继承了孔子《诗论》说。他结合时代背景来阐释具体《诗》篇,使《诗》义的内涵更丰富、更有时代感。     

黄宗羲道德哲学思想新探

儒家道德哲学是由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构成的整体结构,它为我们研究黄宗羲的道德哲学思想提供了诠释框架。黄宗羲的道德哲学集儒家道德哲学之大成,在价值目标上强调仁义与事功的统一;在道德哲学的形上基础上,强调主宰与流行的统一;在实现道德价值目标的路径上,强调本体与功夫的统一。黄宗羲道德哲学思想的这些特点,对于晚明的空疏学风有补偏救弊之功,同时对当时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也有推波助浪之效。     

董仲舒儒教建构中的类比思维与世界图式

董仲舒运用类比思维建构儒教,该思维贯穿于他对天人、古今关系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首次提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重要观念。他主张灾异乃天意之呈现,并把《春秋》灾异与当时灾异对比阐释,进行政治实践。基于天人相类与灾异,董仲舒强调天与人均具有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仁,这是他建构儒教的重要标志。董仲舒借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来论说天意天志,为其儒教提供自然主义与阴阳分类认知模式的理论说明。西汉象数易学家继承并完善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世界图式,并运用类比思维论述灾异,这反映董仲舒对两汉思想家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强力塑造与深刻影响。董仲舒的类比思维来源于《周易》的意象与类比思维。阴阳八卦“通神明”与“类万物”的双重功能是集宗教、自然与政治三位一体经学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     

墨家与道教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墨家对道教的影响。认为在早期道教中,有一派是源于墨家,他们讲五行变化。其后的丹道理论中,不论是五行错王说,还是五行颠倒术,其源头都是来自墨家的五行毋常胜说。而墨家天志明鬼的主张,又为道教的创立开辟了以神道设教的蹊径。至于后期的墨侠,则直接融入早期道教团体之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墨家、方士、道家以及巫师等的合流,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独特的宗教——道教。     

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现代批评

洛克还未从权利层面来认识宗教,而停留于宗教宽容的道德呼吁。洛克认为宗教是救赎的义务,无法谈权利;救赎真理是不可知的,宽容才有宗教和平。洛克思想之局限源于他将宗教宽容的基础建基于基督教的救赎价值。从洛克到现代思想家,宗教自由实现了从道德呼吁到法律权利的质变,价值基础从宗教的重要性转移到人的尊严和道德自主,权利的外延也随之扩展到个人的良心信仰。洛克的思想仍对当代国家宗教自由有着重要影响,认识其局限性,是照镜正衣冠,对制度建设有着积极的价值。     

发乎道德，应乎福祸——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精神与特色

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不仅是佛教的基石,也深刻影响了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强调道德在宗教生活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把道德作为涉及人的因缘果报的枢纽、关键。由于它强化行为主体的道德作用,从而使善恶报应思想具有了积极的伦理道德意义。佛教因果报应的精神就是强调主体的自觉性,特色就是建立在因果律基础上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因果报应思想与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使它所倡导的许多道德准则也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这对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的伦理意蕴

在老子思想研究中,有论者以"大道废有仁义"和"绝仁弃义"为依据认为老子在伦理思想上是道德虚无主义,其实,老子强调尊道贵德,但他思想中的"道"与"德"不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普遍意义的"道德"的简单拆分抑或西方哲学话语中的"道德"。老子所推崇的是以"道"为价值引领,以"德"合"道","道、德合一"利于万物,"道—德—万物"一体的价值观。他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形上之道"的道德本体世界,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根源创立了以"自然无为"为伦理选择路径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