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记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

1991年3月7日至12日,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澳大利亚的30余位学者济济一堂,参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这是继1983年10月在中文大学举行的“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之后召开的同类性质的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与会学者对发生于20世纪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给予了高度重视。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在研讨会开幕辞中指出,分析哲学是20世纪英美哲学的主流,而语言哲学更是当代英美与欧陆都同样重视的显学。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达梅特等人均主张研究哲学的方法应当是把传统哲学问题转化为有关思想的语言问题,此一转向明确而深刻地表征了20世     

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这是本世纪西方哲学最值得注意的时尚之一。这一点尤以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为甚。英美哲学家把研究哲学的方式和风格的这一重大转变称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似乎来自于罗蒂(R.Rorty)编辑的“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的书名。采用这个称呼,细究之下会涉及到“语言学哲学”(Iinguistic Philosophy)和“语言哲学”(philo-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思考

一谈到“哲学的转向” ,无论是从哲学发展史的维度看 ,还是从时下人们使用这一话语的实际境况看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话语时 ,通常有不同的解读。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指向。其一 ,它指向哲学研究的兴趣与研究主题的转换。在哲学史上 ,这种类型的转向经常发生。苏格拉底所实现的由主要认识外部自然界向认识人自身的转向 ,康德所实现的由以本体论为重心向以认识论为重心的转换 ,便是这类转向的典型现象。时下人们谈论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方法论转向、价值论转向、人学转向等等 ,也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转向。这种哲学…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变——论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语用学转向”

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是发生于 2 0世纪前半期的“语言学转向” ,弗雷格、前期维特根斯坦、塔尔斯基、卡尔纳普等哲学家使用语言语义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 ,探讨科学命题的证实和意义问题 ;二是发生于 2 0世纪 70年代的“语用学转向”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ｔｕｒｎ) ,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塞尔、格赖斯、奎因、戴维森等后分析哲学家借用语言语用学成果来建构哲学对话的新平台 ,寻求交流和使用中语言的意义。这种哲学发展方向改变的最大后果是形成了科学逻辑向科学语用学转变的趋势 ,构筑了新的哲学发展…     

起点即终点--从高尔吉亚的命题看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

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存在着一个公认的说法,即西方哲学从诞生到现在,共经历了两次被称为“转向”的研究主题的切换。第一次转向是从古代的本体论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第二次转向是从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古希腊哲人高尔吉亚因其命题而著称于世。塞克斯都的《反数学家》记载到,“高尔吉亚一连提出了三个原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1]与上述的哲学转向联系起来看,我们惊奇地发现,高尔吉亚命题竟暗含着预示哲学发展方向与命运…     

“技术转向”与转向技术的条件

技术社会中的思想好像总要托生为时尚话语才会得到关注 ,如今的哲学表述便日益诉诸时尚语句。近来 ,有学者推出“技术转向”概念 ,在我看来 ,这是试图以时尚方式唤起人们关注技术问题的又一次努力。我们知道 ,“技术转向”一词脱胎于“语言转向”即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ｕｒｎ ,而“语言转向”又总被归结为“转向语言”即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这种理解依据的是哲学史中的一个事实 :2 0世纪许多哲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语言问题。从这个角度说 ,“语言转向”陈述的似乎只是哲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 ,…     

施佩特的诠释学-现象学

20世纪初,世界语言哲学发生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诠释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的。施佩特作为这一语言哲学现象在俄国的代表,不仅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而且把该现象学与诠释学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诠释学-现象学。该学说根植于胡塞尔现象学,深受狄尔泰诠释学影响,亦有着洪堡语言哲学、斯拉夫派和莫斯科形而上学学派的思想印迹。施佩特对俄国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和对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们的研究,开创了俄国语言哲学的新局面。     

“面向语言本身”:从语用学哲学到语言现象学

<正>语言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句法学到语义学、由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语用学对语言的看法,尤其是晚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以及塞尔等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语言观"有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融通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     

当代西方哲学“语言的转向”探源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的转向(1inguistic turn)”,这几乎已是众所周知的论断。与此相对应的看法是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从古代的存在论向近代的认识论、由近代的认识论向现代的语言哲学的两次转向。我以为这一论断似乎并未揭示出更为深刻的一面——决定这两次转向的原因是西方哲学的知识主义倾向的演变。所谓知识主义是指这样一种传统,它把世界、人、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的存在者作为知识的对象,以理性论辩的方式进行探究。从思想成果来说它以知识为中心,包含了对知识之基础与发生的思考;从思想方式来说,它以理性为原则,涵盖了对理性的历史考量。     

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

功夫论不只是理解中国哲学整体特征的钥匙,哲学之于功夫论也不只是一个新的标签。从功夫论到功夫哲学的转向包含了两个向度:一是哲学的功夫转向,即通过将功夫概念引入哲学,克服理智主义的局限,开发哲学功夫学的研究,运用功夫视角建立功夫哲学理论;二是功夫的哲学转向,即对传统功夫论作进一步的哲学梳理、分析、反思和提升。这一转向的意义远远超出对儒学功夫论的局部研究,它面向的是整个哲学,是让功夫论在世界哲学的语境中成为当代的、世界范围的哲学。     

笛卡尔的“我思”理论及其内在矛盾

自奋卡尔宣布“我思,故我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意识便成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将通过探讨笛卡尔的“我思”命题,以揭示此命题对笛卡尔哲学地位的确立的意义,揭示此命题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以后哲学发展的影响。一、“我思”是哲学自我意识的确立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的标志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的确立,不仅表明哲学的“自我意识”由幼稚转向成熟,而且表明整个近代哲学开始由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对“自我”本身的认识。这种转向始于“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为了理解这个命题的真…     

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内在逻辑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哲学转向现代形态。“知识形而上学”是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逻辑主线。近代知识论企图为“知识”建立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现代分析哲学、诠释学虽然否定了知识论的这种妄想,但他们仍企图通过语言和诠释为知识找寻一种深层的根据;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则在知识异化形态下引发了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其实质是追问知识的价值问题。这一逻辑转换召示了哲学对科学知识更全面、更合理地把握和理解,召示了哲学向时代敞开。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的现实基础——兼论关于虚拟与现实关系研究的方法论

“哲学革命”和“哲学基础的转向”, 是近年来哲学界关于虚拟问题探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词组。这两个词组代表着这样一种研究倾向: 把当前关于虚拟的哲学研究视为哲学主题时代转换的标志, 其根据是: 以往的哲学学说都是在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内的哲学, 而虚拟哲学是在非现实性范畴框架之内的哲学。对此笔者难以苟同。从方法论上看这关涉到如何认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和马克思哲学的功能问题。在这方面, 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确对人类哲学思维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但因此而认为哲学基础也实现了由“现实”向“虚拟”的…     

塞尔对海德格尔“视角主义”立场的批评

关于目前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随着大西洋两岸的哲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分析哲学传统与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对立正在逐渐瓦解,甚至整个英美哲学本身也已步入了“后分析时代”(参见李红、韩东晖;韩东晖)。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目前熟悉分析传统的欧陆哲学家与研究欧陆哲学的英美哲学家的确是越来越多了。但凡事都不止一面。按照一种在英美哲学界被普遍接受的观点,随着所谓“认知转向”(congnitive turn)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发生,时下分析哲学的发展重点早已经从过去的“语言哲学”转向了“心灵哲学…     

语言转向和西方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深入发展

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自我批判的产物,对西方心理学摆脱“康德式难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西方哲学语言转向的内在逻辑为理论背景,分析了由此引发的西方心理学研究主题、线索和路径变迁。分析哲学、解释学和结构主义是语言转向的三种方式,共同实现了20世纪的语言转向,影响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的变迁,推动心理学关注语言建构和文本陈述,激发新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     

索绪尔的语言学与德里达的哲学变革

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影响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他把本来是深奥难懂、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知识领域,变成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典范”。(卡勒,第68页)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德里达正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找到了哲学创新的灵感。一、索绪尔的语言学对德里达的影响针对当时语言学研究中把语言理解为个人言语行为的个人心理主义倾向,索绪尔指出要将语言学的研究转向语言自身,重视语言研究的社会因素。他提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个人的与暂时的,语…     

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与语言具体化

柏格曼钦定的“语言学转向”是使哲学保持为一种纯书本专业的迫不得已的尝试。这个观念圈出一块让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及自然科学都无法侵入的先验知识领地。这一尝试也是寻求一康德之“超验立场”的替代物。以“意义”置换“心灵”和“经验”,不过是向哲学提供一非经验性的主题来确保哲学的纯然与自律。     

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

从哲学研究着重点说,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折:当古希腊哲学家们孜孜探求世界的本原、始基时,他们是在从事一种本体论的研究;而从笛卡尔开始,经由贝克莱、休谟、康德等人,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它以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出发点,着重探讨了诸如主体是否可能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如何可能获得关于客体的知识等问题。自弗雷格等人开始,现代西方哲学又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就是说,在哲学研究中把语言问题提到了首要地位,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都归结为逻辑—语言问     

语调哲学:语言哲学研究的新开拓

<正>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古代的本体论阶段、近代的认识论阶段和现代的语言哲学阶段。维特根斯坦作为语言哲学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哲学的本质只能在语言中寻找。他消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本质,为哲学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许多人看作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标志着哲学主题的转换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即从近代哲学"可以认识什么"的问题,转换为语言哲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