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平论“浩然之气”与“夜气”

孟子的“养气”工夫,自二程提倡以来,便成为理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朱子老师李延平的独到理解丰富和发展了这个话题。他极为突出养“夜气”的地位,而对“浩然之气”采取回避的态度。在他那里,“浩然之气”和“夜气”虽然都是人体内生之气经过义理规范、调顺出来的结果,但有着明显的区别：“浩然之气”是实践主体在“养勇”、应事的情境中出现,带着外发、刚硬的色彩;而“夜气”是学者明显思维、情感活动停息后自然呈现出来的,更具内敛涵养生发的品格。虽然“养夜气”、“体验未发”两项工夫相近,但前者更方便初学者下手。这正是延平主动引导朱子从事“养夜气”工夫的原因。     

论朱熹对"继善成性"说的规范

"继善成性"是易学哲学的重要问题.朱熹解释"继善成性"总体上不是为字义的通顺,而在为他的理学本体论作论证.理上气下的基本原则通过易学的语言进一步得到贯彻.善与性、天与人、未发与已发、天理流行与人物成性等,虽也体现了天人之间的密切关联,但又不能将一般天理与已具形质的人性混淆起来."继善成性"说的优长,就在于它将由天至人的生成序列,解释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同时兼顾个体形质生成带来的特殊性.而本性只是"存"而非"成",以卫护本然之性纯善无恶的假定.     

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

朱熹一直强调从自家身心上理会的学问才是"第一义"的,他将"实践-体验"作为最重要的<四书>学诠释方法.与"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相比较,他的"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具有强调诠释者的实践主体性、表达诠释者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体现主客统一的现实性等一系列特征,故而能够更有效地化解经典文本的历史性与诠释主体的时代性、经典文本的理念性与生活实践的现实性之间的之间矛盾.     

民国时期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解读

民国时期,学术界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说做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有蔡元培、谢无量等从工夫论角度的解读,有胡适、周予同等从科学的或认识论的角度的解读。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工夫论的角度解读朱熹格物致知说之后,工夫论的解读与认识论的解读二者逐渐走向统一,并发展至今。这一解读,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是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基础。     

论朱熹“致中和”的方法论

“中和”范畴受到历代学者的广泛关注 ,然“致中和”的命题在朱熹方法论中才得到深入系统的阐发。朱熹由“中和”问题切入 ,在反复探讨、最终解悟中和之旨的同时 ,建构了以中和为人生根据和终极目标 ,以“致中和”为根本原则 ,以“致中”(主敬涵养 )与“致和”(格物致知 )两方面的工夫由积累而贯通、内外融合 ,既各致其功又相资互济为根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既集两宋理学方法论之大成 ,又为普通学者提供了可资遵循的下学而上达的规范和途径。     

朝鲜儒者巍岩的未发心性论以及对朱熹理论的新阐释

未发与已发问题最初见于《中庸》,是儒学思想中研究心论的原型。中国宋代大儒朱熹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朝鲜后期代表儒者李柬(号巍岩,1677-1727)在继承了朱熹思想的基础上,对未发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释。他将未发分为浅层意义上的不中底未发和深层意义上的大本底未发,并强调后者是本质意义上的未发。前者之气是本然之气,湛然纯一;而后者之气是血肉之气,有清浊粹驳和刚柔善恶。未发状态下,虚灵洞彻的心体起主宰作用,所以未发心体纯善。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本然之心与气质之心,并使之对应于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主张心性一致。这一观点并不是说心等同于性,其核心在于心与性在价值论上的一致性。心性一致论在哲学性和思想性上起着连接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作用,体现了朝鲜中后期儒学的心学式发展,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论朱熹基于先天学的卦变说CSSCI

卦变说是揭示卦之所自来的有着独特理论内涵和功用的象数义例,与变卦说不同。朱熹认为,卦变说非画卦作《易》之本旨,属于后天之学。但细究其《卦变图》则不难发现,他是以先天卦序作为其卦变图建构原则的。这是朱熹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思想的一种运用和落实。考诸《周易本义》注文,朱熹卦变有其突出的特点。据此,不少学者指出朱熹《卦变图》与《周易本义》注文不合。然详考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理论冲突,朱熹《卦变图》是一个纵横互通的系统,其施用原则非常灵活。朱熹卦变说是对程颐卦变说的批评,也是对李之才卦变说的发展,无论是在卦变理论特性的根本定位问题上,还是在具体卦变系统的建构和施用问题上,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同时也失去了或者说舍弃了卦变说中一些原有的理论意义和内涵。     

朱熹"太极"观对前人的超越

宋代以前的易学中,“太极”一般被解释为“气”或“元气”;亦或被释为虚无实体．而宋代朱熹对“太极”进行了新的阐释,超越了前人的“太极”观,通过阐释“太极”,确立了理本体论,完成了理学派的本体论的体系．     

朱熹思想对道教的影响

道教与中医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道教产生之前 ,儒学的发展已经受到中医药的影响。这为儒学在道教产生之后接受道教的影响铺平了道路。朱熹对中医药和道教均有研究 ,其思想受二者影响 ,尤其是受道教影响比较大。正因为朱熹思想与道教思想有相通相同之处 ,所以 ,他的人格和学识得到了道教人士的推崇 ,其思想得到了道教学者们的高度评价 ,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末之后道教思想的各个方面。朱熹哲学吸收了道教思想而又超越于其上并在宋末之后逐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是后期道教逐步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试谈王弼易学的特点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即条例义理化、形上本体化、具有内在性。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CSSCI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     

义理学视阈:戴震对元气论思想的阐发

戴震的元气实体思想是在全面继承以往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学说及批判理学超验本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震借用传统气、理、道等概念,并引入明清以来实学思潮中的"实体"观念,提出了"阴阳五行,道之实体"的思想,把其元气论建构在坚实的"实体实事"基础之上,构筑了形态完备的元气实体思想,成为其义理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析审美体验对音乐艺术的影响

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关键决定于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艺术作品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这两者之间一旦发生审美碰撞与融合,其特征就显得极为复杂。     

邵雍先天学的两个层面:象数学与本体论——兼论朱熹对邵雍先天学的误读

邵雍是易学大家,又是北宋五子之一,他的学术贡献在于其先天学的建构.邵雍先天学可分为先天象数学和先天学本体论两个层面.先天象数学以易图为基础,以易数推衍为形式,建构了庞大的数理哲学体系,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认识;先天学本体论对宇宙进行本体论分析,认为太极或者天地之心既是宇宙的存在根据,也是人类的价值本体,它们表达了邵雍对宇宙和人生之本体的认识.但是,传统学术史对邵雍先天学的解读,往往集中在先天象数学的层面,而忽视了先天学本体论,这是一个误读,朱熹就是如此误读的一个典型.     

气本体论溯源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是本体范畴,同时也被认为是一切变化的动因,所有联系的桥梁."气"于自然、生命、认知中无所不在.气成为本体概念有其演进过程,气本体论决定了传统中医方法论特色,因此也就影响了中医现代研究及其结论.对中医理论现代研究矛盾的关键进行解读.     

语言标识对情绪体验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考察了语言标识对个体情绪体验的调节作用。实验一探讨了中性标识对不同类型的情绪体验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韩文字符标识相比,中性双字词标识时被试对负性图片的消极情绪体验强度显著降低。实验二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情绪色彩的词语的标识效应,结果发现与中性标识相比,负性或正性标识时被试对负性图片的消极情绪体验程度更低。结果表明了语言标识对负性情绪体验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并且标识效应的产生依赖于词汇语义信息的通达。     

佛教对儒家道统观的影响——以韩愈和朱熹为中心

在佛教传入以前,儒家道统观本以"治"或"外王"为主,但注重"内圣"的佛教传入后,在其挑战与影响之下,儒家道统观转向"教"或"内圣"层面。韩愈的道统观是这一转向开端的标志。对于韩愈的道统观,学界多讨论其一线单传之传道形式源自佛教禅宗还是天台宗。不过,佛教所促成的上述转向才是更为根本的影响。沿着"教"或"内圣"的向度,朱熹的道统观进一步深入,以"十六字心传"作为道统观的主要内容,并以"存天理,灭人欲"对其予以诠释,最终在佛教的挑战之下,基本上挺立起儒家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