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与人文的统一——朱熹论礼、理关系

朱熹的礼学追求秩序重建与内圣之道的和谐,其礼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既重视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所以,清儒认为宋儒只讲理而不言礼不确,朱熹不但重视理的本体理论综合,又特别重视礼的工夫论,是天理与人文的统一。     

儒佛之辩与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互相冲突融合的和合体。佛学精华那些被理学所汲取？理 学如何融合佛学？本文通过对朱熹与陆九渊、湛甘泉与王守仁两次儒佛之辩的考察,以彰显这个 长期困惑宋明理学研究的问题。理学的基本内涵是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 存养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的道德形上学。探索了理学的分系,以及分 系的根据,对以往分系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

朱熹的理本论体系是在对"性之本体"问题的思考中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     

朱熹理学范畴化概念体系的“感-用”结构

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建构,是以概念范畴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朱熹理学范畴的实质为"感-用"范畴,其概念范畴化的方法是在不同概念间建立交感、观感、体用与互为体用四种模式的感-用关系。朱熹从对"仁义礼智"四德的范畴化开始,以感-用为标准来建构他的整个理学体系,一个概念的内涵在且只在与其他概念的感-用关系中得到确认,并于感-用的彼此互动中呈现。通过分析不同概念之间的感-用关系,可大致划定朱熹理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范畴,勾勒出范畴概念的主要层次,从而较完整地展示出朱熹理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朱熹的佛教观 从以礼排佛到以佛兴礼

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诸多相似、共通之处,佛教的传入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在宋代,通过佛教思想激活了儒家的心性思想和伦理体系,丰富、完善了其理论的思辨性和圆融性。朱熹通过对佛教思想的借鉴和转换来完善其礼学思想更是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一、由佛转儒,以礼排佛朱熹与佛教渊源甚深,其自幼与佛教就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文献记载,朱熹由佛转入儒的契机应是遇李侗之后。于此,他虽转向儒家思想,但其佛教思想的熏陶却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在其构建儒家思想的理学体系过程中,佛教的思想对朱熹启发很大,其理学思想必然带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的烙印。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简论冯友兰的逻辑分析法思想

冯友兰自认继承程朱理学的“新理学”是最哲学的哲学,即最哲学的形上学,或称真正的形上学,理世界（真际）是其研究领域,得到对共相的认识是其重要任务。他说：“新理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以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第439页。1993年版）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分析法在西方哲学中有“很高底发展”,而“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充分发展。”（同上书,第52O页）因此,要使中国哲学像西方哲学那样充分体现…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常惺惺”的儒学化演变

"常惺惺"本是佛教禅宗的修行方法,最早由谢良佐引入儒学,到朱熹正式将其纳入理学工夫论体系,再到陈淳胡居仁等人结合天理论对"常惺惺"作出形上学阐发。"常惺惺"经由理学家的援引与重新诠释,其思想内涵发生了很大改变,逐渐完成了禅宗概念儒学化的演变过程。     

凌廷堪倡导复归古代礼学思想新探

凌廷堪是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他提倡复归古代礼学,其礼学思想是在由清初至乾嘉学术思想领域理学与礼学之辨、尊孟与崇荀之争、以古礼正今俗的学术氛围中形成的。他采用了考据的方法研究礼学,辨析理礼字义,目的在于剥离宋儒在古代礼学研究中所加进的非儒学的"理"的性质,以维护儒学的纯正。他的礼学思想未能开辟出新的学术规模,反而要退回到原始的礼学那里,其学术气象亦可谓狭而小也。虽然他已越出了乾嘉纯汉学研究的藩篱,但是他对乾嘉新义理学所起的实际作用仍是有限的。     

关于朱熹法律思想的几点探讨

一、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朱熹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律思想等等都被纳入其理学体系之中，而这一体系的建构基础则是其理气论和人性论。朱高所谓“理”是宇宙本体，它与气结合而派生万物，在派生万物之后又存于万物之中，成为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作为“生物之本”的“理”和作为“生物之具”的“气”结合到一起…     

朱熹论画卦原理

从易学史看,对卦画形成的讨论往往比较粗略。朱熹从《河图》《洛书》之学出发,精心建构了作为易学基础的画卦原理。本文具体而微地呈现和分析了朱熹关于卦画形成的原理及其与邵雍先天之学的关联,并反思相关的清人考据成果和当代研究,以此彰显画卦原理所蕴含的形上学意义。     

明清之际哲学转向的气学视野——以黄宗羲《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为中心

明清之际"自性理转向经史"的哲学转型是中国哲学史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开展出心学向经史之学转型的思想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黄氏在其名著《明儒学案》《孟子师说》中提出一条独特的明代哲学发展脉络,亦即心学的气学视野建构,由此建立了以"理为气之理"与"事的本体工夫论"为主要内容的气学形上学,使得作为知识学的经史之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性理之学开展的一部分,展现出逸出传统理学思想藩篱的新意义。     

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

走出形上学的迷失而进行形上学的重建,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哲思的主题.自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冯友兰先生就率先创造性地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建立了一个纯形式的形上学体系--新理学,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式化系统的形上学的局限,提高了中国传统形上学的空灵性、抽象性、范畴化、概念化和系统化的程度.但是他的这种新理学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脱节与失序;因此如何克服和超越这些历史限制,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历史课题.他的新理学之"由正入负"的方法论取向,确为中国现代形上学的新开展开辟了新方向,因此我们可以由"照着讲",而"接着讲",进而在现代逻辑、现代哲学和生活世界的三项互动的场域及其变动中,实现中国现代形上学的名与象、智与仁、思与诗、形式与内容、德性与理性、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之重要的一支.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CSSCI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