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当代发展应当积极面对的三个问题

<正>同中国文化传统一样,儒学在近代以来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历程。1840年后,中国文化传统经历了西方文化自器物而制度而精神理念的全幅冲击,儒学一度被挞伐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以致于某些西方汉学家甚至认定儒学已成为只能收藏于博物馆的"古玩"。     

“儒者”卫礼贤的文化使命:重估儒学

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期间,卫礼贤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积极评价:他大量译介中国经典,在德国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的灵活阐释,拓展了儒学的接受群体;他的"中国"立场,让西方封闭的话语场内多了"他者"的声音。卫礼贤复活作为道德宗师的孔子形象,彰显儒家对道德责任的坚守,令人信服地从西方视角确证了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他的"跨界"阐释让他得以克服专业局限,为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贡献。     

从汤用彤的首篇论文看学衡派的思想渊源

辛亥革命后,中国仍未摆脱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的困境,且在政治、军事、社会秩序等各方面陷入混乱局面;加之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入,对失去制度基础的儒学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意义迷失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如何尽快地拨乱反正,重建国人的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这种情势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欧战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则进一步为之提供了契机。作为学衡派中坚的汤用彤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正是在此时开始形成,并走在了时代前列。较之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下的陈撄宁

学术界对一代仙学大师陈撄宁的研究有失公允。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中华文化经受了剧烈的文化阵痛,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该说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传统文化都顺时而化,站在"卫道"的立场上,开始对其传统文化进行革故鼎新的现代转型工作,出现了"新儒学"、"新佛学""新道学",作为道教界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大师,陈撄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从三教文化现代转型的视野来审察,他与一代新儒学大师冯友兰和新佛学大师太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于诸多方面都有着可比性。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儒学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汲取儒学的智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当代价值;继承儒学核心思想,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承袭儒学重德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播儒学和谐理念,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汲取儒学教化方法,充分体现知行统一;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引领儒学研究风尚。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封建时代中西思想比较刍议

所谓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文化是向前进取的,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的;西方文化是科学型的,中国文化是伦理型的等等说法,是就宋元明清时的中国同近代西方相较而言的。把封建时代的中国同中世纪的欧洲加以对比,二者文化则大体相同。中国儒家重伦理道德,基督教亦重伦理道德,道德戒条有许多相通之处;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封建社会大半时间亦是神学或宗教思想体系占主导地位,即使宋明理学也具有宗教气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基督教神学崇奉信仰,贬抑理性,儒学虽尊重理性,但对其基本理论亦采取信仰主义态度,中西区别在于西方注重抽象的逻辑推论,中国儒学注重体验了悟,二者互有优劣。与中国封建文化大体相同的欧洲中世纪文化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后,才具有近代民主与科学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批判改造,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全盘西化和儒学复兴都不足取。     

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体育观念是在早期众多地域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齐文化的尚功利崇武勇精神、儒学的尚中贵和精神、道学的养生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基本文化渊源。战国时期齐文化背景下的稷下学对诸子百家思想理论的全面整合,既为汉代以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传统体育观念的凝练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如何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

本文针对西方“毛泽东学”的一些学者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成是“儒学化”的观点，着重通过对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夸大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夸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哲学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逼近与我们的文化策略选择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它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又有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西方文化,又存在着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和与后工业文明相关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至关重要。为了推进这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向纵深发展,本刊从本期起,开辟“传统与现代”专栏,拟就以下问题开展讨论:传统与现代性的涵义及关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抗击理性的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等。下面发表的付文忠和周月琴的文章,前者探讨了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维背景、社会原因,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区别和联系等等;后者则结合韩国儒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向,发表了对儒学现代意义的看法。我们欢迎大家参加讨论,踊跃投稿。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资源论

如何对当代海外新儒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 ,应当根据他们自己的如是说。海外新儒学力图融合中西方精神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其观点、方法和目的都很有特色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文化资源论”的深刻理念 ,而且与“新传统主义”有所区别。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出版

正郭齐勇著《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一书于2017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是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大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应运而生的,是20世纪中国有根源性的思想文化的流派,是在现代中国反思与批判片面的现代性的思想流派,也是在现代中国积极吸纳西学、与西学对话,又重建传统并与传统对话的思想流派。该书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全面、系统地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时代背景、发展过程、内在理     

论儒学与中国宗教信仰的关系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也使中国宗教信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刻烙印,从而表现出其独有的特点。文章对儒家文化与中国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探讨和分析,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文化与宗教之间相互渗透和无法分割的关系。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儒学“万物一体”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传统一直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典范,似乎儒学之道就是悬置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王国,引领着世俗生活中的人去追求和超越。儒学传统是否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主义?本文通过分析儒学"万物一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取向,认为儒学传统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着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其价值取向介乎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并由此进一步阐述儒学"万物一体"思想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的回归与儒者的回归北大核心CSSCI

当代中国,儒学的回归已俨然成为一种态势①。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需求,呼唤着儒学学者回归“儒者”的真精神,以促进当代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笔者在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一、儒学的社会需求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国家因落后而被动挨打,当时的知识精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转向西学,儒学基因处于沉睡的状态;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和平崛起,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儒学基因得到激发、苏醒和释放。“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不约而同地追根寻源,回归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更好地治国理政或者安身立命。这正是“儒学回归当代中国”的内在原因。在这种态势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商界还是教育界,都表现出对于儒学（或者扩大地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