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认识脑死亡

脑死亡是指脑功能永久性不可逆的完全丧失,而不考虑呼吸心跳是否停止.目前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已具有高度准确性.脑死亡的确立对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节约社会资源、促进器官移植发展意义重大,但要在中国立法可能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于"脑死亡"立法科学与伦理的纷争

我国对脑死亡的研究起步于 2 0世纪 80年代。1980年 ,学者李德祥提出脑死亡应是全脑死亡 ,从而克服了大脑死、脑干死等脑的部分死亡等同于脑死亡的缺陷[1] 。中国医学界开始讨论建立我国自己的脑死亡标准。 1997年在全国第七届卫生立法讲习班上 ,有 2 0多位国内的知名专家 ,联名提出关于脑死亡标准的立法问题。 1999年中华医学会组织了脑死亡标准 (草案 )专家研讨会 ,并提出了脑死亡诊断标准[2 ] 。同年 ,解放军总医院的人大代表李炎唐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交了关于脑死亡及器官移植的立法提案 ,促使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步伐越来越快。2 0 0 …     

西班牙器官捐赠和移植立法成效的启示

西班牙国会于 1979年通过了移植法 ,立法后器官捐赠和器官移植有长足进展 ,组织管理和宣传培训方面尤为出色 ,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同行的肯定 ,被誉为“西班牙模式[1] ”。1　西班牙器官移植立法情况和器官移植开展情况西班牙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在技术方面类似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关法律。脑死亡定义为“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2 ] ,并必须经 3位与移植工作无关的医师证明 ,其中 1位是神经外科医师或神经病学专科医师。脑死亡除符合临床征象外 ,还必须符合脑电图呈平直线达 30分钟 ,必须完成 2次测试且间隔时间不少于 6小时 ;须排除…     

脑死亡立法的艰难与中国传统文化

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人们意识观念的深刻影响导致中国脑死亡立法步履艰难。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的脑死亡及相关伦理问题,提出中国脑死亡诊断标准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民族心理感受,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理性地探索“中国脑死亡”。     

对我国脑死亡立法问题的反思

在对1999年以来我国脑死亡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学者主张脑死亡立法的主要论据,提出并分析了脑死亡问题的三个主要问题：（1）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吗？（2）能否以经济效率的考量来定义生死？（3）器官移植和脑死亡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提出,脑死亡立法需要在我国现实的医疗卫生条件下进行讨论。     

脑死亡立法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因为关系到基本人权,脑死亡立法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通过。制定科学的脑死亡标准和严谨的脑死亡判定程序是保障其接近正义的必需。在脑死亡判定方面应充分地保障患者生命权、自主选择权,尊重患者以及家属的知情同意权,保障患者的基本权利是脑死亡立法的核心所在。器官移植不是脑死亡立法的理由。     

“脑死亡法”与医学伦理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通过了“脑死亡法”,中国已初步具备实施“脑死亡法”的条件,时代呼吁“脑死亡法”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具有深远的伦理意义。当今关键在于转变国人伦理观念,促使“脑死亡法”尽快实施。１时代呼吁“脑死亡法”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世界第２...     

当代伊斯兰法学界对脑死亡问题的态度

脑死亡,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脑干的死亡。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尤其伴随着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脑死亡”问题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和道德问题。因为,在复杂的移植手术中所用的器官,大多是从被认定为脑死亡的病人身上摘取下来的。有关脑死亡在法律上的争议为当代伊斯兰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一、伊斯兰法学家对脑死亡问题的态度伴随着医疗技术的现代化,先进的医疗工具与技术可以帮助器官移植手术的进行,而与器官移植相关联的一些道德问题,如有关脑死亡这一定义是否可以被接受,在伊斯兰法中是否许可等相关问题,在宗教学者…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以呼吸机为中心,重新论定义脑死亡——关于脑死亡的问与答

脑死亡标准是对呼吸机使用年代死亡标准的完善和补充。智能化呼吸机广泛应用于临床之时,就是脑死亡标准和政策应该出台之时。 因为没有脑死亡医疗标准,在疑似脑死亡状态下的系列病人中,80％在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的情况下就被放弃了治疗,其中多数因为经济困难;20％完全符合脑死亡标准仍然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中多数属于公费医疗;前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后者是对死亡的不尊重,这种急救医学的混乱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目前我在临床上看到的情况是一种缺乏脑死亡标准下的惰性医疗体系：病人“似死非死,似生非生”;医生“似抢救非抢救,似放弃非放弃”。一瓶生理盐水挂在那里,一直等到心脏完全停止,历时数天、数月不等。这是一种及具中国特色的惰性医疗状态,同时也是急救医学亟待解决的死角。 缺乏脑死亡标准的医疗体系是一个不完善的体系,也是引发医疗纠纷、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根源。     

脑死亡判定的伦理学及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脑死亡是临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随着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经过临床严格的判定程序,患者脑死亡即生物学死亡已经成为科学标准,但由于我国在脑死亡立法、公众认知以及医生的各种心理考量,在我国开展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许多障碍.我们结合自己在判定患者脑死亡后的医患心理变化,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期望引起更多的医学、法学和社会学家关注,使得临床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顺应科学发展又能符合患者及其家属的最大利益.     

诊断脑死亡的伦理思考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死亡的定义、诊断标准和医生道德责任有了新的内容,脑死亡就是生命终结已为医学界普遍接受.诊断脑死亡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工作,有权进行脑死亡诊断的医疗单位和医生必须达到相应的资质要求.确诊和宣布脑死亡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家属应有死亡标准选择权、脑死亡的诊断程序、脑死亡诊断结果的宣布和生效等方面的问题.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脑死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脑死亡，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它既影响到人们对脑死亡事实的认定，更影响到人们相应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中蕴含着赞同脑死亡的文化因子，同时，儒家传统的孝文化以及死亡仪式化的深远影响也成为脑死亡社会化的重大障碍。要使脑死亡观念在社会上广为接受，除了要进行科学普及，更需要重塑相关的社会文化。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脑死亡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脑死亡,有多方面的重要性.它既影响到人们对脑死亡事实的认定.更影响到人们相应的价值选择.中国传统社会中蕴含着赞同脑死亡的文化因子,同时.儒家传统的孝文化以及死亡仪式化的深远影响也成为脑死亡社会化的重大障碍.要使脑死亡观念在社会上广为接受,除了要进行科学普及,更需要重塑相关的社会文化.     

死亡的判定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死亡判定的标准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59年2位法国医学家首先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但是什么是脑死亡,以及如何判定脑死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81年美国总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脑死亡的判定指标体系,并被一些国家立法接受.回顾了对死亡判定认识的历史过程.     

从拉图尔的转译理论看脑死亡问题

通常而言,公众对脑死亡问题的评判,不仅取决于伦理的标准,还受到对脑死亡认知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公众应不应当接受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众对脑死亡的认识论问题。根据科学社会学中拉图尔的转译理论,依照公众的"兴趣"将科学断言转变为事实、切断科学家通常的道路、在迂回的道路上设立路标、重组兴趣和目标并最终变得不可或缺,有助于打开技术的黑箱,从而为脑死亡问题的解决清除认识论的屏障。     

日本首例脑死判定及脏器移植

１观望不前的脑死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南部非洲进行了世界首例心脏移植。１９６８年８月，日本札幌医大的和田寿郎教授进行了日本首例心脏移植，８３天后病人死亡以杀人罪告发（判定７０年内不起诉）。此称为“和田移植”，在历史上有名。１９８４年９月，筑波大学从脑死亡...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

韩国医师和公众对脑死亡的看法Ｈｙｅｏｎ－ＧｙｕｎＳｏｎ，Ｋｗａｎｇ－ＬｅｌＫｉｍ一、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韩国医师对脑死亡的看法有５种：第一种看法：存在这种看法的医师被称为“利己主义的脑死亡赞成者”，他们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积极赞成脑死亡，他们同意器...     

脑死亡与心脏移植及其若干伦理问题

脑死亡与心脏移植及其若干伦理问题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博士生（２０００２５）蔡煦我国仍未接受脑死亡这一重要的科学概念,许多学者呼吁摒弃传统的“心跳停止”来判断死亡的旧观点,接受现代科学的“脑死亡等于机体整体死亡”的新概念￣［１］。这在积极开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