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正学术史,顾名思义是研究学术源流的历史。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将为学之道比作铸钱,谓古人铸钱乃采铜于山,今人铸钱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前人学问在前,今人有景难题。学问之道犹如薪火相传,贵在前后相继,绵绵不绝。因此,不仅应注重创新,亦需珍视传统。创新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一经过恰似取旧铜而铸新钱,钱之名目虽新,但铜则新旧相掺,     

中国的现代伊斯兰学术是如何形成的?

学术史,顾名思义是研究学术源流的历史。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将为学之道比作铸钱.谓古人铸钱乃采锏于山,今人铸钱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前人学问在前,今人有景睢题,,学问之道犹如薪火相传,贵在前后相继,绵绵不绝。因此,不仅应注重创新,亦需珍视传统。创新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一经过恰似取旧铜而铸新钱,钱之名目虽新,但铜则新旧相摻,故曰无旧锏则不足以成此新钱。学术也是如此,唯有总结前人,才能迈步向前,这一工作正是学术史的天职。今天所说的“学术史”是以某一学科或系统知识的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即“研究的研究”。其宗旨在于总结以往研究之得失,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也须承认,学术史不局眼于我们所理解的“学术”。现代学术出现之前,早有学术史。黄宗義的《宋元学案》是学术史,《经学系传谱》也是学术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纵论伊斯兰的知识和学科,也是一部学术史。甚至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等学科也包含学术史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所谓“研究的研究”,绝不是现代以后才出现的事物,而是在古代世界早已有之。伊斯兰教是一个特别强调经典的文本宗教,知识和学术从来有特殊的地位,历史上的铲斯兰教很多时候都以学术的形式展开。有鉴于此,我们推出“学术史专栏”,不仅是为了总结前人成果,更是为了在现代处境下“会通古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社会史和宗教史。     

清代朴学与才学小说的学术化

18世纪中国学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是“朴学”,也即考据学、“汉学”。而扬州学派学者治学的能“创”、能“通”之特点及成就,在朴学中尤为突出,对才学小说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乾嘉时期出现的才学小说具有明显的学术化倾向,小说成了音训考据、论文谈艺的载体。才学小说的学术化特征,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模式,打破了小说题材的界限,推进了小说各门类的合流。     

从二元到二分:寻找比较思维研究的新路向

西方学者在二元对立框架内研究中国传统思维,造成中西文化对立,极大影响着中国学者的学术判断.中国传统思维研究应该突破西方二元对立框架,引入第三方思维形式,将二元对立思维作为人类二分思维的一种形式.在此前提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人类思维特质,以达到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交流的目的.     

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逻辑特征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主要是一种“直觉思维”,因而中国传统哲学似乎基本上是一种“非逻辑”的哲学。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确有直觉和非逻辑的因素,但并不构成它的基本特征;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逻辑的而不是直觉的。以下略述拙见,不揣浅陋,希望大家指正。     

道德与自然:"形上之道"与"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

在中国传统“形上之道”与西方“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两者都是对超经验的形上事物的研究,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可通约的区别：“形而上学”是着眼于从认识论求“真”的角度来研究的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知识”,即“自然形而上学”;而中国的“形上之道”更多地表现为求“善”的内心体验式的对道德境界的追求和精神寄托,即“道德形而上学”。产生区别的内在原因是传统西方以“主客两分”为特征的理性传统与传统中国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德性传统的不同。     

激活儒家思想的批判性——蒙文通的“儒史相资”论表微

在近代儒学阐释史上，蒙文通的学术遗产十分值得重视。他从“儒史相资”的方法论出发，在尊重基本历史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新阐发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使儒家思想能够通过历史著作呈现出来，成为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之优劣的重要标准，彰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道义性。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儒家学说诞生的历史背景，挖掘以汉代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中的批判性格，将其视为形塑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重要根基，从而阐释了一种并未自外于20世纪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政治运动的革命儒学。蒙文通的这些观点，对于思考现代中国儒学话语的重构极具启发性。     

"死海古卷"的故事(三)

四、研究“死海古卷”的意义 “死海古卷”的发现之所以引起轰动,并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库姆兰学”,吸引了许多学者来对其进行研究,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是两千年前的古物,可供玩赏和发思古之幽情,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     

陈庆镛与道咸学术

陈庆镛是道咸士人承认的汉学家。因其学术背景、仕宦经历及个人性情,他与道咸学术格局的诸多趋向多有交集和互动,其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转变是观照道咸学术流变的一面镜子。晚年陈庆镛提出"六经宗许郑,百行学程朱"格言,主张立足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实证方法,倡议会通汉学、宋学和经世学三种学问,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以救济时艰。纵观陈庆镛的学术人生,他以政学会通、汉宋会通、考据经世会通的特点,为复杂多元而又交相为用的道咸学术作了说明。     

近代佛学从经世到学术的命运走向

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讲经世，大凡都不外儒家经学的范围。但无论是顾炎武等人的汉学（古文经学）运动，还是后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的今文经学，热闹一阵之后，仍显得无力回天，不能为社会提供更深远的发展动力和价值关怀。随着西洋学术的传入，连带引起对印度哲学的兴味，就使晚清以来中国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佛教来作为新的信念支持和安身立命之所。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稍有报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饮冰室合集》八，中华书局1989年版）如果说来明儒家逃于排佛，还不得木为敷衍门面，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