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道德及其现代承转

一、从“为政以德”思想到“以德治国”方略 (一)为政以德思想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把道德教化比做是众星环绕的核心北极星,这是儒家对德治思想的形象比喻。按照《论语疏义》的解释:“明明德以亲民,本仁心以施仁政,保民而王,非自求尊荣与富贵也,是谓为政以德。”这里“为政以德”要义有三:一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     

提高对道德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坚持“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治国方略

通过探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的基本内容,论述了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德治”有什么不同;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法治”和“德治”并重;阐释了我们今天强调“德治”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黄老帛书》所见的另一种德治方略

《黄老帛书》以德治国说包裹在《君正篇》“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和“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的系统设计中。究其说,“用其德”是利用社会成员的道德（感）及其相互间的积极影响管理国家的一种方略。在对德的理解把握、德治的运作机制、可预期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及对德治方略的定位等方面,《黄老帛书》之德治说有着与先秦儒家以德治国说颇为不同的致思方向与价值取向。前者注重被统治者道德行为的互动性,表现为对道德的客观规范的服从;而后者则执著于统治者道德品性的示范性,表现为对道德的主观人格的崇拜。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德治”平议

目前学界批评传统“德治”的意见多带有主观随意性 ,然而对“德治”需要作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公平评价。孔子关于“德治”的本义是“德治”与“政治”并举。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德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德治”与“政治”、“刑治”都是通过“礼治”实施的。传统“德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个性 ,因此对“德治”的批评应持慎重的态度。在当前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时期 ,在认识和实践上都应当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先秦其他无为思想的区别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唐太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形成了他的德治思想,并采取了一系列为政以德的施政举措,从而形成了为后世所推崇羡慕的贞观之治。唐太宗的德治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儒家的治世之道。唐太宗的这种德治思想及治世之道,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管子》德治思想论析

《管子》书是齐法家的代表作品,与三晋法家鼓吹严刑酷法不同的是,它除了主张法治之外,对道德教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认同。对《管子》中的德治思想的内容及相应的德治措施进行归纳总结,将有利于对《管子》作出全面的评价。     

君主立法及其道德限度——关于立法正统性的一个历史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者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的道德认可和信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立法的正统性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尤其存在于儒家圣贤人格的设计中,即通过由圣转王、圣王一体来确保君主立法的道德合法性。     

君主立法及其道德限度－－关于立法正统性的一个历史视角

立法正统性是指人们对统治立法权的获得,行使及其产品的道德认可和信从。中国传统社会君主立法的正统性来源于儒家意识形态,尤其存在于儒家圣贤人格的设计中,即通过由圣转王,圣王一体来确保君主立法的道德合法性。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阐释

德治理念确立于西周时期 ,在《尚书》中已有明确表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化。“德治”的观念依据是天命君权的神圣性与绝对性 ,其现实基础则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宗法社会 ,而其贯彻的制度保证则是“礼乐刑政”相互辅成的互动机制。在“德治”理念的背后隐藏着王权的绝对性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在政治地位以及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平等。但作为一种政治模式 ,“德治”充分强调了对于统治者本身之道德素质的本质要求 ,因此它仍蕴含着现代政治在现实性上趋于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殷周之际德治思想构建的主体性探析

德治思想,即"运用道德的政治手段实现政治的最终道德目的"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中最终的价值归依。以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殷周之际德治思想的构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治思想的构建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殷商的神本文化——人的价值主体的缺失;周初的敬德保民——人具有了独立的价值主体;西周的礼乐文化——人的类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殷周之际统治阶级从神权政治转向德治与礼治,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人性论根据——兼评唐镜的《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与人性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人性论及其善恶问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德治文化的人性论前提,孟子的"人性善"为实行德治提供了可能性,荀子的"人性恶"则揭示了实行德治的必要性。唐镜先生在《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一书中提出孔子的"人性可塑"思想是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理论基石,为我们进一步从人性论角度清理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德治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线索。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与孙莉商榷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关键在于对德治内涵的界定.与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不同,以德治国不是将某种特定的道德观强制在社会推行,而是一种示范性的伦理观,这种道德观尊重道德主体在道德上的追求与选择,它以法治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并倡导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实践的竞争.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